突然發現3月10日的一條“舊聞”在全國兩會閉幕后被翻炒起來。有報道稱，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在被問及對官員財產公示持何態度時，如此慷慨陳詞：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財產？那些民營企業老板的利潤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公職人員，特別是官員有公示自己及直系親屬全部財產的義務，已經是世界政治文明演進過程中的一條基本常識。我們的近鄰韓國早在1981年便通過了《公職人員倫理法》，如今已成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最完備的國家之一。因此，當這位身居高位的參政人士罔顧常識反彈琵琶時，隨之而來的洶涌民意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其實，我們更應當很嚴肅地對待這種荒誕的反問，因為同樣的疑問也縈繞于不少官員的心頭：為什么要公示官員財產？

　　首先，從技術手段上看，讓官員而非老百姓公示財產是出于反腐敗的需要。“透明國際”組織將腐敗定義為：“公共部門中官員的行為，不論是從事政治事務的官員，還是從事行政管理的公務員，他們通過錯誤地使用公眾委托給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自己或親近他們的人不正當地和非法地富裕起來。”因此，官員財產不僅是某種說明個人財富的數據，還是觀察其手中權力是否被濫用的重要樣本，更是公權力自證清白的必要工具。

　　從法律性質上看，官員與民營企業家是否公示財產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質。我國公職人員與公眾之間是一種憲法法律關系，官員必須向公眾承擔法律與政治上的雙重責任。而民企老板與工人之間則是一種自愿的契約關系，是否公布利潤純屬老板私人事務。即使這樣，情況也并非絕對，譬如說上市公司。各國現代公司制度，均通過公司法確立公司法人及高管的信息披露責任，其中公司利潤和高管收入正是重要的披露對象。

　　往更深里說，讓官員而不是老百姓公示財產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正義觀，即讓強勢者承擔更多責任，盡量保護弱者的權利。手握強大權力的官員是否勤勉稱職、正直清廉，處于天然弱勢的公眾鮮有能力監督，更別提實施有效問責了。一些國家設計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正是為了讓平時處于相對弱勢的公民對官員們敢監督、能監督，從而弱化“強者通吃”的“馬太效應”，最終達致社會生態的良性平衡。

　　個別委員、官員缺乏常識的言論應該讓我們警醒，因為其背后隱藏著對公眾合法權益的冷漠。對于這種冷漠，社會輿論與其惱怒，倒不如就從返回常識開始，嚴肅地對待每一個看似荒誕的反問。(杰文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