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昨日下午舉行發布會，宣布從2009年4月11日至2010年4月10日，社會車輛繼續試行交通管理措施。此前北京市法制辦新聞發言人李富瑩曾表示，目前實行的尾號限行在法律上是有依據的，沒有新的立法方面的打算。

　　對私人機動車采取限行措施，在性質上屬于對公民財產使用權實行限制的行政行為。這一行為涉及三個法律問題：其一，政府能否對公民財產使用權實行限制？其二，政府如果能夠實行限制，法律對政府的限制應有什么限制？其三，政府如采行限行措施，是否要補償被限行車輛的車主？

　　公民的財產權，無論是所有權還是使用權，都不是絕對的。在現代社會，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不會允許絕對的財產權存在。我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權利。”財產權行使如果有這種損害的可能，國家當然可以通過法律加以限制。《物權法》第7條規定：“物權的取得和行使，應當遵守法律，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這里的“應當遵守法律”，當然包括遵守有關限制物權的法律；這里的“法律”，當然包括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和地方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因為限制物權不屬《立法法》第8條規定的法律保留事項。作為北京市私人機動車限行的物權限制，其法律根據自然可以是北京市的地方性法規，因為機動車限行(除非全國性限行)符合《立法法》第64條第2項的規定，即“屬于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

　　可見，物權可以限制，關鍵是必須有法律根據。那么，限行措施是否已經有了法律根據？有人認為已經有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條已經提供了政府對私人機動車采取限行措施的法律根據。這種認識不準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條規定的是臨時性限行措施，而且所考慮因素是“根據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體情況”，北京市的限行則是經常性的措施，其考慮因素是：解決交通嚴重擁堵、汽車尾氣污染等非臨時性的問題。因此，必須至少由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否則，限行行為的法律根據不足。

　　根據《立法法》第68條的規定，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應參照法律的立法程序，通過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聽取有關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因此，北京市如果為私人機動車限行制定地方性法規，就有必要召開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或通過其他形式充分聽取市民的意見。現在，北京市宣布社會車輛繼續試行交通管理措施，這需要抓緊制定地方性法規，為限行提供切實的法律根據。

　　限行措施繼續采行，那么，是否有必要補償被限行車輛的車主？這取決于限行是針對特定人的還是針對全體人的。如屬前者，則應補償。如屬后者，限行是針對北京市全體人的，則無補償必要。因為補償的條件是“特別負擔”或“特別損害”的存在。法律、法規不是加予特定人，而是加予全體人以某種義務或負擔，因此補償不必要，而且各國對法律法規加予公民普遍性義務或負擔給予補償也很少先例。

　　□姜明安(北京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