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借共同出席G20倫敦峰會之機，實現首次會晤。雙方在一系列國際和地區重大問題，以及雙邊關系未來發展等方面達成廣泛共識，“胡奧會”也因此成為G20峰會期間最大的亮點之一。

　　此次會晤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因為，在國際金融危機仍未見底、未來金融秩序有待重塑的關鍵時刻，中美關系的未來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效。另一方面則因為，國際社會近來反復炒作所謂中美“兩國集團”論，兩國元首在G20峰會前的會晤，自然引發更多關于中美共治的聯想。

　　對于中美關系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有二：一是明確了兩國關系的新定位，即“共同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關系”，二是確立了深化兩國關系的新機制，即“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如此迅速、高效地給兩國關系定位、定調，這在中美關系史上還是第一次。

　　如何定位兩國關系，歷來是中國政府同美國新政府磨合的重要內容甚至關鍵環節。回顧冷戰后中美關系的發展演變，克林頓政府上臺之初，對華態度消極，雖較快確立對華接觸政策，但真正解決兩國關系的定位問題是在其第二任期，也即1997年兩國確立的“共同致力于發展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小布什上任之初，將中國稱作“戰略競爭對手”，在經歷“撞機事件”等沖突及深度磨合后，大體經過一年多時間才以“坦誠的建設性合作”(即所謂“3C”)定位兩國關系，到第二任期雙方才共同確立“既是利益攸關方，又是建設性合作者”的新定位。而奧巴馬政府上臺剛兩月有余，兩國即確立“積極合作全面關系”的新定位，這在中美關系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定位不僅在于速度快，而且在于內涵豐富，胡錦濤主席在與奧巴馬的會晤中非常全面地闡釋了中方對“積極”、“合作”、“全面”三個詞的看法，概而言之，兩國關系未來應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展開廣泛的合作，努力深化各個領域的全面關系。這一定位不僅繼承了此前“建設性合作”的總體精神，而且朝前又邁進一步，凸顯了“積極”面向和“全面”內涵，充分反映了中美關系過去30年的發展成就及兩國關系的復雜性，更重要的是，體現出中美關系只能進不能退的政治意愿。誠如希拉里所言，中美關系過去30年是接觸了解的時期，未來30年應是深化合作的時期。新的定位對兩國關系的未來發展無疑具有重大指導性意義。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新機制的確立，則從具體政策層面體現新定位的精神實質。這一新定位看似是對布什政府時期中美已然進行的戰略對話與戰略經濟對話兩個機制的重新整合，實則意義深遠。其一，美方不僅開始以“戰略對話”代替此前一直慣用的“高層對話”，而且由國務卿希拉里親自出馬對話戴秉國國務委員，不僅結束了雙方對“戰略對話”各說各話的局面，而且提升了對話的層級，更加體現出兩國關系的戰略性；其二，將兩個機制整合并進行重新包裝，體現了中美關系的特殊復雜性和新時期的新特點。因為許多重大問題如氣候變化、能源合作等，既屬戰略經濟對話范疇，也超越一般的經濟意義帶有戰略對話的性質，將兩個機制進行整合，將更有效地協商和處理兩國關系的重大問題；其三，更重要的是，兩國元首的特別代表戴秉國、王岐山與希拉里、蓋特納共同主持“戰略與經濟對話”，形成中美特有的“2+2”機制，不僅凸顯中美關系的特殊重要性，而且宣告中美新型合作模式，即兩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大國，希望通過戰略的與經濟的對話，實現深度溝通、深化合作共贏、推進關系發展。這既不同于美日“2+2”(兩國國防與外交負責人對話)那種軍事安全色彩濃厚、帶有部分冷戰色彩的對話機制，也有別于歷史上美蘇之間的安全對話機制，體現出一種歷史性創新。這正是中美關系實現長期戰略穩定所必需的。

　　新定位與新機制的迅速確立，既是因為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間的相互需求更具現實性和緊迫性，也是因為中美關系經歷30年正常化發展已然累積更厚實的基礎。奧巴馬新政府上臺兩個月，胡、奧兩次通話，希拉里國務卿和楊潔篪外長成功實現互訪，胡奧又實現首次會晤，凡此顯示中美關系開局良好。

　　然而，歷史也反復證明，中美關系從來都不會一帆風順，今后也絕非一片坦途。就在奧巴馬政府積極推進中美關系、戰略界熱議“兩國集團”論的同時，美國國會連續在西藏問題、臺灣問題上出手，五角大樓借所謂的艦艇摩擦事件炒作，一些反華利益集團也開始在經貿、匯率等問題上重新集結。而圍繞國際金融秩序、海洋權益等領域的博弈也將更加鮮明。雙方雖已明確定位和機制，但如何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成果，則有賴彼此繼續把握當前的良好態勢，更加解放思想和積極作為。畢竟，后興大國與現有超級大國之和平共處歷史上鮮有先例，而不同社會制度之和諧共生也絕非易事。中美關系如何在新的起點上開創歷史新篇，對中美兩國乃至全世界，都將是重大課題。(袁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