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貴州甕安事件被處分官員帶病復出，遭遇輿論聲討，似乎問責和復出已經成了一場政府和媒體的“躲貓貓”游戲。近日，媒體又曝光了三鹿丑聞中被處分的官員——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帶病復出，更強化了這種“躲貓貓”的感覺。并且，在這場游戲中，有關部門帶病復出的操作技巧越來越出神入化、爐火純青了。玩“躲貓貓”，輿論和媒體永遠不是政府有關部門的對手。

　　說鮑俊凱帶病復出，不是一個準確的概括，應該叫“帶病高升”。媒體的報道顯示，鮑俊凱是于去年12月就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一職的，而當時三鹿奶粉事件早已引發舉國關注，早在當年9月，時任質檢總局局長的李長江就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辭職。今年3月20日，有關部門公布了對包括鮑俊凱在內的在三鹿奶粉事件中負有重要責任的8位官員的處理結果。這意味著，鮑俊凱在受到處分前就已在異地任新職，處分并未影響到他的高升，被問責的職務早就成為一具空殼。顯然，“帶病高升”是“帶病復出”的復雜變種，其操作方式更隱蔽，讓媒體和公眾很難察覺。

　　“躲貓貓”的技巧實在很高。張志國以“臨時工”的身份復出被輿論識破了，段春霞以“協助工作”的身份復出也被媒體看出來了，還有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甕安事件中被撤職的原縣委書記王勤，巧妙設計的“悄悄復出”都被敏銳的輿論察覺到了——可是，這些曝光并沒有遏制住官員帶病復出，而只是在你躲我找中提高了帶病復出者對付媒體的技巧，使帶病復出越來越難被發現，貓貓躲起來越來越難找。

　　不是網民偶然在新聞報道中發現鮑的蹤跡，輿論很難察覺鮑副司長在受處分前早就成了鮑局長了。人家不是等著問責后再復出，而是在問責之前就脫身了，穿上了“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的新衣，留下“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副司長”的空殼隨便你怎么處分。問責只是對一具沒有意義的空殼問責，而不是針對具體的人。高，實在是高。

　　在鮑俊凱“帶病高升”曝光的同一天，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章劍生接受《法制日報》采訪時稱，由于問責制的不完善，問責已經成為一種平息民憤或官員互保的手段，成為惹禍的官員“避風頭”甚至位高權重者“丟卒保車”的借口，而在外觀上，它則是行走在法治舞臺上的一種“政治時裝秀”——“政治時裝秀”與“躲貓貓”的比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政治時裝秀”的輿論前臺，官員受到了問責；其實在媒體看不到的后臺，官員正以各種方式金蟬脫殼。

　　在問責制過度依賴媒體的現實中，這種“政治時裝秀”是難以避免的，看得見的前臺與看不到的后臺，官員很容易游刃于問責旋轉門中，從這個職務過渡到另一個職務。

　　一個完善的問責制，不應該過度依賴媒體的監督和曝光，而應該有一套內在驅動的機制——只要觸動違法違規的開關，無須外在監督，問責能立即自動運轉。中國的官員問責制正不斷規范和完善，一方面出臺了許多關于問責的法規細則，使問責有了法規可依；另一方面，問責也正逐漸走向實踐，許多事故發生后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已經成為一種慣例。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問責很多時候并非制度自動驅動的，而是外在的輿論監督驅動的，是輿論關注的壓力使問責運轉起來，問責很多時候只是為了給輿論一個交代，是為了平息民憤。這種依賴輿論驅動的結果，必然使問責成為政府與媒體間的捉迷藏、躲貓貓：輿論看得見的地方，問責存在；輿論看不見的地方，問責根本就是形式，撤職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過渡和避風頭，制度有著無數的“后門”留給官員帶病復出。

　　法律缺位，制度虛置，體制縱容，問責依賴媒體監督。可媒體不是萬能的上帝，不可能時刻盯著被問責官員，只能偶然發現帶病復出的線索，所以問責的“政治時裝秀”能一直玩下去。輿論此次曝光了鮑局長“帶病高升”、“空殼問責”的貓兒膩，相信像以前許多帶病復出一樣，為平息民憤，鮑局長的局長位置可能難保。可帶病復出在暗處，媒體在明處，長了這個教訓之后，誰知道他們又會折騰出什么新的變種？（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