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民爆料，上個月被中紀委監察部給予行政記過處分的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早在去年就已調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同時,已被河北省紀委、省監察廳給予行政記過處分的河北省農業廳原廳長劉大群，早在去年11月就調任邢臺市擔任市委副書記，并在今年1月當選邢臺市市長。

　　昨天，質檢總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鮑俊凱的任職是在三鹿事件之前研究決定的，但因工作需要，未能及時赴任，于2008年12月到任，并表示“對鮑俊凱的任用，符合法律法規和黨政領導干部任用條例的有關規定”。

　　這樣的答復其實仍有疑問存在。即使是三鹿事件之前對鮑俊凱的任用符合有關規定，但是，影響惡劣的三鹿事件發生之后，作為食品生產監管的部門主要負責人之一，是不是應該追問他該不該負一定的責任？而從后來受處分的結果看，他是有責任的，那么，質檢總局應該重新檢思任命過程的科學性，而不是固守原來的任命。紀檢監察部門的結果放在那里，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公眾對“帶病提拔”的質疑，任何一個“有關規定”也不會支持這樣的任命。

　　涉嫌失職還可以升遷，證明了現有的官員任命制的漏洞。如果事先知道官員有失職問題，即便是出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也要考慮到此類升遷或者調動的政治影響與社會影響。“治病救人”誠然重要，但與此相比，維護政府的公信力顯然更重要。“高調問責、低調升遷”降低了行政問責的公信力，也讓民眾感覺受了愚弄。

　　而從質檢總局的回應來看，任命機關可能事先不知道他的失職，只是后來追加了處分，那反倒證明官員任命機制存在的缺陷———要么未能充分體現民意，使他處于監督的盲區，要么官員的職責并不明晰，以至于有問題而難以發現或確定。

　　那么，如何建立起一套切實可行的任命和問責體系并且使之運轉起來？在這方面，社會各界早已達成共識，關鍵在于是否傾力而為，將之提到必要的高度。

　　比如，任命官員，切實落實任前公示制度，廣泛征集民意，以民眾監督力求避免“帶病提拔”；同時，明晰失職官員所應該承擔的刑事責任、行政責任、政治責任或道義責任，確定誰來監督問責制度的執行，并在問責過程中，確保全程透明，避免“暗箱操作”。把民意貫穿于任命和問責的全過程，即使是萬一出現了“帶病提拔”的結果，也會在接下來回應民眾質疑進行修正，直至撤銷已經發出的任命決定。

　　在此基礎上，亦有必要改革官員復出機制，加強去職官員的跟蹤考核與審查，以公示征詢公眾的意見，而不是悄悄地啟用，使政府陷入信用危機。

　　從2003年非典時期開始，如何建立并完善官員問責體系一直是政府與社會關注的焦點，而2008年因為對襄汾潰壩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災等一些重大責任事故的高調問責也因此被媒體稱為“官員問責年”。不得不承認的是，上述種種“高調問責，低調升遷”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提出了問責制的漏洞。只有讓那些違法濫權或失職無為的官員嘗到不負責任的苦果，才會讓更多的官員重拾不可或缺的職業精神，為公共利益盡職盡責。（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