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中紀委監察部公布對三鹿奶粉事件中負有重要責任的8位官員作出處理，其中包括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有網友曝出，就是這樣一位被記大過行政處分的官員鮑俊凱“已異地高升”，現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黨組書記、局長。(相關報道見17版)

　　應該說，復出并沒有原罪。但正如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認為，如果無理、無據、無程序，那官員的復出就很難讓人心服口服，這種復出就有點像“躲貓貓”，問責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問責。誠然，如果不符合程序正義，復出就是對民意的戲弄，就是對現有制度的怠慢。

　　那么，問題官員屢屢帶病復出的癥結在哪里？乍看起來，這與制度曖昧不清有關，比如問責制度本身需要完善，存在標準模糊，條款不清晰，難以準確把握等病癥。但是，把問題官員屢屢帶病復出完全歸咎為制度，顯然并不準確。因為按照現有規定，官員被記大過18個月內不能升職、升級，但一些問題官員的復出不是照樣打破了這一規定嗎？

　　進一步而言，檢視我們的現有制度，對干部的任命和問責可謂條分縷析。具體說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黨政干部的任職實行的是任職前公示制度，但有的問題官員復出并未公示；而《公務員法》則規定，公務員在受處分期間不得晉升職務和級別，一些問題官員卻照樣風光無限。顯然，制度不詳備是一回事，能否遵守現有制度又是一回事。

　　因此，綜觀一系列問題官員的復出，與制度缺陷有關，更與制度被虛置有關。

　　日前，溫總理撰文指出，行政問責的根本目的在于強化行政監督、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要繼續推進行政問責的制度化、規范化，進一步明確問責范圍、問責程序，加大問責力度，增強行政問責的針對性、操作性和時效性。毋庸置疑，如果問責成了應付民意的“觀賞性處理”，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就會被透支。因此，一方面我們期待問責制走向制度化和規范化，另一方面更期待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得到落實，起碼在官員任命上有知情權和參與權。只有如此，那些問題官員就不會如此順利地復出。(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