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工作人員證實，今年3月被中紀委監察部給予行政記過處分的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早在去年就已調任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黨組書記，較其在質檢總局時升了半級。此外，今年3月，被記過處分的河北省農業廳原廳長劉大群，早在去年11月就已從河北農業廳調任邢臺市擔任市委副書記，并在今年1月當選邢臺市市長。

　　今年3月的那一場對三鹿奶粉事件的問責，讓人記憶深刻。涉及官員人數之廣，級別之高，為近年來所罕見，媒體發出了“官場震蕩”的驚呼。這既是權責對等的最高體現，也是對受害群眾的最好慰藉。然而，問責余音未了，異地任職的消息就已傳來，一個直接官升半級，一個異地任職不到2個月就順利得到升遷，其他被問責官員的命運恐怕也不會差到哪兒去，這似乎在有意印證了那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然而，被問責官員的“幸福”，卻是其管理領域內民眾的不幸。三鹿奶粉事件無疑是一場人禍，在這其中，除了奶企和奶販的利欲熏心的因素外，相關政府部門的所作所為尤其不能讓人容忍。事后，一大批相關官員被問責，撤職的撤職，降職的降職，處分的處分，也清楚地表明，既然有負民意的重托，那么就必然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倘若問責僅是一紙變相的調職令，行政處分成了升官的砝碼，豈能避免悲劇的重演？

　　在問題官員異地復出已成官場潛規則的現實下，說實話，對這類新聞我們已經嚴重“審丑疲勞”，無言以對。然而與以往問題官員異地重出不同的是，這兩名官員的仕途軌跡卻顯示出某種“非典型性”，所以稱為“異地任職”——早在被問責之前幾個月，就早已悄悄在異地上任。

　　這樣的安排顯然用心良苦。一方面，兩名官員到異地就任新職之時，正是三鹿奶粉事件舉國關注之時，成功地避開了可能的風險；另一方面，兩名官員到異地任職時，還未被問責，所以也稱不上“問題官員”，無論是平調還是升遷，從程序方面說都合理合情，無可非議。而此后的問責，似乎也可視為是其前任上的事情，溯及力銳減。

　　一邊是嚴厲問責，一邊又悄悄輔以安撫措施，這既表明了問責機制的隨意性，也暴露出行政問責的虛偽性。很顯然，倘若問責不能對相關官員帶來損害性的后果，起不到某種懲戒和警示意義，那么問責的意義只能是為了應付輿論，糊弄民意，只能是一場“政治時裝秀”。(安徽 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