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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周鑫宇發自華盛頓國家的發展和競爭首先是戰略和智慧的競爭。如果說政府是國家決策的大腦，那么“智庫”則常常被稱為政府的“外腦”。可以說，一個國家智庫的繁榮和成熟程度，是其競爭力的重要標志，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國家長遠的發展前途。近日，本報記者走進了中美一些智庫，進行了一番體驗和比較。中國智庫可以向美國智庫學習的，更多的恐怕是在微觀的管理和運作模式上。

　　初春的美國首都華盛頓，滿樹的櫻花正在馬薩諸塞大街1779號的大門前爛漫地盛開。記者走進這座樸素的六層小樓，探訪在里面智庫工作的一位朋友。大堂的警衛只是簡單的詢問了一下，便讓記者進入了略顯窄小的走廊。在電梯間的墻上，記者看到了坐落在這座小樓中一些赫赫有名的名字：卡耐基和平基金會、亞洲基金會，外交關系委員會，世界安全研究所，《外交政策》雜志社，還有其他十多個大大小小的智庫和出版機構。

　　很難想象，這些在美國外交界和政治思想界如雷貫耳的智庫，有時影響千千萬萬人的外交政策或許最初就從這里誕生，卻擁擠地裝在如此不起眼的一個小樓之中。

　　美智庫大多“賠錢賺吆喝”

　　這就是華盛頓智庫的風格。在樓下馬薩諸塞大街這段短短的街區附近，集中了上百家各色各樣的智庫機構。這些智庫大的有數百人，研究方向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無所不包，政治影響力也難以估量。比如，三月初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訪問華府時專程前往發表演講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就在幾百米之外。而大名鼎鼎的“傳統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也都是近鄰。當然，這里也有許多小型智庫甚至微型智庫。記者的一位日本朋友就在一個“超迷你”智庫工作。該智庫專門關注日本貿易問題，連老板加員工一共三個人，其中還包括一名實習生。

　　華盛頓的智庫不管大與小、綜合與專業，都以類似的方式運作，也以各自的渠道影響著美國的內外政策。一般來說，美國最典型的智庫都是民間性質的，由私人出資籌辦，是以政策研究為主業的非營利性機構。換句話說，大多數智庫的運作模式就是“賠錢賺吆喝”，私人公司或者基金會投入巨資資助學術研究，其目的就是“達聲于上”，同時為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知識產品。當然，也有少數智庫如著名的蘭德公司，因其超強的研究能力和聲譽，可以通過售賣研究成果來賺錢自給，甚至創造了一種特殊的公共政策咨詢的商業模式。

　　保持影響力的秘訣

　　美國智庫的主要工作是對某項政策問題提出觀點和建議。至于這些建議政府是否接納，就要看各家智庫各顯神通了。通常來說，大型智庫都會通過公開發表報告、聯絡大眾媒體、引導公共輿論來間接影響政府決策。可是，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常采用的方式，卻往往是私人的、秘密的、非正式的。

　　智庫學者會與政府官員建立緊密的私人關系，政府官員也喜歡依賴智庫提供專業支持。比如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員每次訪華前，都會到幾家大型智庫的中國研究單位去征詢意見，收集信息。各類結合智庫學者和政府官員的內部研討會，更是幾乎天天都有，想參加都排不過來。

　　最引人注目的是，許多智庫為了加強與政府的聯系，都傾向于吸納一些前政府官員加入研究團隊。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奧爾布賴特、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等，退休后都到智庫工作過。而如今華盛頓關于中國問題的智庫中，也有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前美國駐臺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前任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助理李侃如……

　　在美國的兩黨選舉制度下，許多政府官員因為政府換屆、黨派權力轉移而暫時離職，往往會選擇到智庫工作；在新一輪權力交替之后，他們常常又會再次被政府啟用。比如現任美國財長蓋特納就曾從財政部副部長任上離職，短期到美國外交學會從事研究工作。智庫成為美國政治“旋轉門”的重要一角。

　　中國智庫并非一無是處

　　比起美國智庫的聲勢顯赫，中國智庫的影響力似乎明顯占下風。甚至有比較極端的觀點認為，中國基本上沒有建立起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智庫力量。政府機關對于自身決策機制和內部研究機構過于依賴，將大學和其他非政府研究機構的聲音隔絕在外；而官方智庫在資金和人才上依賴政府資助，往往迎合部門利益，無法發出獨立的聲音。知識界與決策層的脫節，智庫學術研究缺乏獨立性，這兩項缺陷使中國政府的“外腦”被貼上了發育不良的標簽。

　　其實，這樣的標簽未免有些過時。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如今的中國智庫已經建立起了龐大的網絡和豐富的層次。既有中國社科院這樣門類齊全、人員眾多、資源豐富的巨型智庫，也有北京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這樣天天面臨生存危機的民間智庫；既有軍事科學院這樣紀律嚴明的軍事決策咨詢部門，也有洛克菲勒中國研究發展中心這樣完全由外資獨立運營的研究機構。著名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是依靠福特基金會投資建立的。中心的創始人林毅夫現在已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到全球層次上為全球政治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就連一些私人出資資助的小型專業性智庫，近兩年來也出現萌芽。記者數年前就曾經在北京一家私人出資的微型智庫參加過工作。這樣的智庫上有通向政治決策層的私人渠道，下有與學術界和媒體界的聯系網絡，不就是美國絕大多數小型智庫的運作方式嗎？

　　智庫資金經營是關鍵

　　其實，美國智庫的特殊模式建立在相當特殊的政治土壤之上。要建立強大、獨立的民間智庫力量，就必須有巨大的私募基金會和民間資本愿意資助智力創造和研究工作，這種條件與美國“小政府大社會”的根本政治理念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美國民間智庫如此發達，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歐、日等發達國家的智庫結構則反而與中國的相接近。而智庫和政界之間的“旋轉門”，則是美國的兩黨選舉制、總統任命官員制、利益集團游說制等特殊政治制度的產物，跟中國的基本國情也有根本性的不同。

　　中國智庫可以向美國智庫學習的，更多的恐怕是在微觀的管理和運作模式上。比如財務模式。智庫作為非營利性機構，資金管理是其成功運作的關鍵所在。美國智庫的資金都有專業的金融和財務人才來運作，采用基金管理的模式，“借雞生蛋、賣蛋為生”。而中國大多數智庫還是傳統的撥款模式，不注重資本經營，有時甚至“殺雞取卵”、“竭澤而漁”。

　　還有公共關系模式。美國智庫很注重利用大眾媒體，也很注重塑造話題、把握話語主動權。比如同樣是“人權”話題，美國智庫學者制造了一整套從理論到實踐的話語體系，把全世界學者都牽著鼻子走；有了重大的國際突發事件，美國智庫也往往反應迅速、密切結合大眾媒體、引導社會輿論。隨著中國的輿論環境越來越開放，思想的爭鳴越來越活躍，中國智庫的當務之急，恐怕正是學會如何在大眾政治、信息全球化的時代里生存、競爭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