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明白，他能大老遠地從天津追到北京，把我打成這樣，怎么可能是心臟病呢？現在我還得整天提心吊膽地擔心他哪天又來害我。”天津市民張 說。

　　不久前，張 在北京機場辦登機手續時，被一群人圍住暴打，帶頭的是跟他有債務糾紛的閆發信，閆此前曾幾次揚言要給他點顏色看看，沒想到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對他進行公開毆打。

　　現場的工作人員迅速制止了這場斗毆，閆發信等人被送到公安局機場分局。經鑒定，張 構成輕傷。他本以為，打人者至少會被拘留一段時間，但沒想到，在他返回天津的第二天，就得知閆發信以患心臟病為由被取保候審了。

　　“取保候審是針對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一種人性化手段，本來是值得提倡的，但目前取保候審的程序往往不夠透明，公安的權力空間太大，缺乏監督。”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世洲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

　　據了解，取保候審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種刑事強制措施，在我國，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公安機關責令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保證隨傳隨到的強制措施，由公安機關執行。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四類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一是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但實行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三是有逮捕必要，但因患有嚴重疾病，或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不宜逮捕的；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的偵查羈押、審查起訴、一審、二審期限內辦結，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

　　王世洲說，這一規定過于寬泛，比如，什么是“嚴重疾病”，沒有明確的執行標準。王世洲告訴記者，從法理上說，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之前，均有權被視為無罪，也有權享有人身自由，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適合取保候審的條件，主要判斷標準不是“嚴重疾病”，而是“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在這一點上，主要考慮三方面因素，就是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是否會串供、逃跑、對受害人造成傷害。

　　然而，目前我國相關法律對此并未明確規定。比如本文開頭提到的案件，王世洲認為，是否取保候審，應看是否會發生串供、逃跑、對受害人造成傷害的情形。王世洲認為，本案有主犯和從犯，還有一些未被采取強制措施的同案犯，主犯被取保候審后很容易串供。為防止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逃跑，一般取保候審適用于本市居民，或者由本市居民進行擔保，而本案中閆發信是天津人，他被釋放后，如果沒有和被害人達成調解協議，也存在繼續傷害的可能。

　　這樣看來，閆發信被取保候審值得商榷。張 表示，他曾多次向公安局機場分局提出，要求查看閆發信被取保候審的證明，相關人員總是以立案偵查階段不能透露為由，拒絕提供資料。

　　王世洲說，對公安機關作出的決定，如果被害人有意見，理論上可以向上級公安機關和同級檢察院舉報，但在現實中，很難起到作用。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史立梅也認為，目前在我國，取保候審的辦理基本都是公安機關內部決定，取保候審的決定程序過于封閉，具有典型的職權色彩，與案件有關的當事人，包括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被害人及訴訟代理人都不能充分有效地參與，不能對取保候審的適用、決定產生任何影響，更缺乏針對不當取保候審決定的救濟機制。“由于辦案機關幾乎擁有不受限制的取保候審決定權，這為某些部門或人員濫用權力開了方便之門。”史立梅說。

　　對此，史立梅教授認為，應實行取保候審決定程序公開化、透明化，允許被告人一方和被害人一方參與到程序中來，針對是否應當適用取保候審、保證金的數額確定等問題充分發表意見。同時，應充分吸收社區、學校等社會力量參與其中，以社會資源彌補司法資源之不足。可借鑒美國的審前服務制度或英國的保釋支持制度，成立專門的審前服務機構，負責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進行調查和評估，向決定機關提供羈押或釋放建議，聯絡有關部門和社會機構對被取保候審人共同進行監管。

　　此外，史立梅認為，目前取保候審中的保證金制度也容易滋生腐敗。按照法律規定，取保候審分保證金保證和保證人保證兩種，但在執法實踐中，保證金保證成為取保的主要方式，保證人保證只是一種補充。“過多適用保證金保證的方式，將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與其財產狀況掛鉤，導致取保候審適用上的不平等，使其成為富人的專利。”

　　為防止保證金被決定機關濫用，《關于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定》要求保證金由執行機關(一般為公安機關)統一收取和管理，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應當在指定的銀行設立取保候審保證金專戶，委托銀行代為收取和保管保證金。同時，保證金的沒收、退還決定，也應由縣級以上執行機關作出。

　　盡管有上述規定，但由于缺乏針對保證金的收取數額、保證金的沒收等問題的有效制約，實踐中，對于公安機關收取過高保證金或隨意沒收保證金的情況，當事人沒有有效的救濟途徑，這也容易導致辦案機關將取保候審作為斂財手段。

　　王世洲認為，完善取保候審制度的關鍵在于加強對公安機關的監督。首先，在現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內，公安機關內部應制定相應的細則，避免留下腐敗空間；其次，要加強外部監督機制，強化檢察機關對公安的監督職責；三是要加強輿論監督。（王俊秀 潘旭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