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牢頭獄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從發生“躲貓貓”事件以來，在云南省，一場自上而下的專項整治“牢頭獄霸”的行動正在進行。

　　　本報記者歷時10天調查了解到，在押人員之間的貧富差距、體能差距、社會影響力大小以及監管人員的區別對待，是“牢頭獄霸”滋生的主要原因。

　　　而對如何遏制“牢頭獄霸”現象，云南省有關部門也拿出了他們的對策。

　　云南，一場自上而下的專項整治“牢頭獄霸”的行動正在進行：

　　投入3000萬元，完善和改造全省看守所監控系統；

　　省公安廳成立專項行動領導小組，小組成員將到各個監管場所，對監控設備、受虐報警裝置、電網等重點設施設備運行情況進行一次全面檢查；

　　省檢察院從3月27日至6月20日，對全省看守所“牢頭獄霸”情況進行專項檢查；擬在昆明、曲靖兩市成立監所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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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動全國的“躲貓貓”事件解決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姜建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牢頭獄霸”問題的確長期存在，這個我們必須要承認，而且解決這個問題也比較難。

　　國內外的許多文學、影視作品，都有對“牢頭獄霸”的描寫。“牢頭獄霸”現象可謂歷史悠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004年，公安部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看守所工作的意見》給“牢頭獄霸”下了一個定義：“指在看守所內拉幫結伙、稱王稱霸、恃強凌弱、尋釁滋事，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在押人員”。

　　采訪中，一些監所警察很干脆地說，他們(“牢頭獄霸”)就是監禁場所里的“黑社會”。

　　“在監所這樣被監視、管制、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環境里，強者對弱者的情緒發泄，或者說弱者成為強者的‘出氣筒’和玩物，是維持某些人心理平衡的需要，所以表現得比正常社會更加粗暴、直接和殘酷。”一些監所警察告訴記者。

　　看守所在押人員有家境貧困的，有家境寬余的，貧富差距造成“依附關系”的產生

　　在云南省，財政撥付給看守所在押人員的伙食費每人每月在120元與180元之間，這是按照10年前當地最低生活標準制定的，多年來沒有改變過。

　　記者了解到，許多在押人員家庭貧困，本人受教育程度低，其中部分人是由于貧困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例如給毒販當運毒的“馬仔”，盜竊他人財物等等，這兩類人占了半數以上。

　　據安寧市看守所副所長楊方敏介紹，在安寧市看守所，三分之二以上的在押人員無家屬探望，無人提供財物幫助。他們只能維持最低伙食，還缺少起碼的生活用品。而有些家境較好的在押人員，能在伙食上加餐、生活用品相對寬余，由此產生了在押人員之間的“伙吃、伙喝、伙穿、伙用”現象。

　　“較大的貧富差距就造成這樣一種局面，一方能通過自己的經濟優勢與恩惠，誘使處于劣勢的一方依附于己，使其自覺自愿成為自己的同伙、打手、幫兇，在監室形成小團伙、小幫派。”楊方敏說。

　　監所內有一些心狠手辣之徒，如果放松管制，他們就極有可能成為“牢頭獄霸”

　　記者在某看守所的談話記錄上看到，有兩個同監室的在押人員反映被同一個在押人員毆打，打人者受過訓練、體格強壯，在出操時，嫌這倆人“太笨”，所以狠踢他們的臀部。

　　這個看守所的監管人員告訴記者，這就是“牢頭獄霸”的苗頭，監管人員已經對打人者提出了嚴重警告。

　　據了解，有些在押人員在進監所前就是惡勢力團伙的頭目，有些是“大毒梟”，也有些人好勇斗狠、心狠手辣，曾經殺人放火，在“道”上很有“名氣”，這些人往往具有恃強凌弱的心理優勢，他們在監所內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讓同監的其他人“聞風喪膽”。

　　監管人員說，這些人在任何一個看守所都是被重點看管的對象，但是，如果對他們的管制稍有放松，就如同將豺狼虎豹與綿羊關進一個籠子，弱肉強食在所難免。

　　“而監管人員的態度，直接影響到在押人員的‘社會地位’與生存處境。”有監管人員透露，在實際工作中，有些監管人員為了管理上的方便，往往利用在押人員的差別，讓在押人員管理在押人員，這樣也助長了“牢頭獄霸”的形成。

　　雖然控制“牢頭獄霸”的產生有主客觀條件，但要遏制“牢頭獄霸”現象，最關鍵的是要靠監管人員的責任心

　　記者在昆明市晉寧縣公安局采訪時發現，公安局與發生“躲貓貓”事件的晉寧縣看守所只有一墻之隔。公安局在一個山坡上，居高臨下，看守所位置處在公安局的下方，面積并不大。

　　死者李蕎明被“牢頭獄霸”毆打持續了一個星期，居然沒有人發現，這不是僅僅用“監室無探頭”這樣的說辭就能搪塞過去的。

　　采訪中，記者聽到不少監所的工作人員說，雖然控制“牢頭獄霸”的產生有很多主客觀條件，但要遏制“牢頭獄霸”現象，最關鍵的是要靠監管人員的責任心，因為“牢頭獄霸”是在封閉的環境里產生的，是在監管人員控制的狀態下發生的。

　　一些連續多年沒有發生在押人員及其家屬投訴事件的看守所，對相關規定執行得不錯

　　據了解，相關部門有關整治“牢頭獄霸”問題的文件，不可謂不多。

　　早在1988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在《關于堅決取締“牢頭獄霸”維護看守所秩序的通知》中強調，“嚴禁使用人犯管理人犯，堅決取消在人犯中設‘組長’、‘召集人’等變相使用人犯管理人犯的做法”。

　　2004年，公安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看守所工作的意見》中再次提出，“堅決制止和嚴厲懲處‘牢頭獄霸’。因管理松懈，嚴重不負責任，致使看守所發生‘牢頭獄霸’打死在押人員，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從監區集體脫逃的，對直接責任民警予以辭退或者開除；對看守所分管領導予以撤職或者辭退”。

　　同年，公安部出臺《看守所嚴管“牢頭獄霸”規定》，對打擊和懲戒“牢頭獄霸”作出了更加詳細的規定。

　　記者發現，在那些發生類似“躲貓貓”事件的監所，這些規定往往沒有真正得到落實，而一些連續多年都沒有發生在押人員及其家屬投訴事件的看守所，這些規定就執行得不錯。

　　安寧市看守所、大理市看守所都是公安部授予的一級看守所，設施十分齊全，尤為人稱道的是，他們的管理十分規范、精細。

　　早在2004年前，他們就提出防范“牢頭獄霸”滋生的措施。如，限制在押人員的消費水平，最高每人每月不超過600元；開飯期間經常巡視值班區域，發現在押人員有“伙吃伙喝”、搶吃多占行為的及時制止，并對相關人員予以懲戒；對在押人員經常調換監室，避免其形成一個固定的小社會；監管人員每天堅持24小時巡視；經常對在押人員進行體表檢查；對新近在押人員入監進行一星期的每日談話，防止“欺生”現象的發生。(本報記者 儲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