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三種情況

　　律師才可以拒絕辯護

　　北京市律師協會刑法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建誠律師事務所祁詠欣律師介紹，《律師法》對律師行使這一權利的情形作出了明確規定：委托的事項違法；委托人利用律師提供的服務從事違法活動；委托人故意隱瞞事實。

　　“感覺在這起案件中，幾位律師拒絕辯護并不符合上述法定的情形。”祁律師也不贊同“拒辯”的做法，“況且，每一個職業律師都應該很清楚地知道，辯護的實質是支持申辯權，但絕不是支持罪惡。”

　　祁律師做了進一步說明：被告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不等于律師的幫助就是不正義的。律師是私權利的代言人，再剽悍的刑事被告人面對國家公權力，也是十分脆弱的，律師作為其代言人，是為其彌補法律知識的不足。

　　“一個殺人犯應當被處死，必須經過合法公正的程序剝奪其生命。非經合法程序而剝奪了一個該死的殺人犯的生命絕對是不公正的，同時也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將會導致司法的濫權和不可估量的無辜被告人受害。”

　　朱輝強律師繼續“角色論”，他說：“人們往往不愿意看到他們自認為是有罪的被告得到幫助，特別是他們認為肯定‘該死’的被告人。但律師的工作是拯救權利，具體說就是拯救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這是律師的角色責任，也是我們的使命。我們不得不把諸如‘最大力度地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其他工作，留給別的社會角色去做。”

　　記者調查

　　刑辯律師

　　為何常受非議？

　　無論大多數律師如何理性，目前，對“拒辯”行動提出質疑的聲音與人們的聲討聲、稱快聲相比，都顯然是微弱的。而事實上，“當你為一個明知是有罪的被告辯護，甚至使其獲得自由時，晚上你還睡得著嗎”之類的責問，至今還是每一個律師經常會面臨到的。即使是在西方，律師也常常是公眾非議的對象。

　　“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律師的定位和作用已經得到更多支持和理解，但是由于辯護律師獨特的職業價值取向與普通社會公眾的價值取向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社會公眾尤其是那些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對于辯護人或者辯護制度的懷疑、嘲諷甚至打擊報復，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對于律師就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乘人之危’、‘惹是生非’的看法，還有相當的市場。”每一位接受采訪的律師都有這樣的感嘆。“恐怕你們寫這樣的報道，也會遭人罵呢！”朱輝強律師還不禁先替記者擔上了心。

　　刑辯律師

　　為何底氣不足？

　　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律師確實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一般社會的道德觀念和普通人的正義觀念的影響，以至于使律師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在社會道德與職業道德之間作出抉擇。

　　“不少律師在從事刑事辯護時，常常覺得‘底氣不足’，尤其是在那些所謂‘民憤極大’的案件中，有些‘老到’的律師在發表辯護意見前，首先對自己當事人進行一番道德上的鞭撻，對被害人及其家屬乃至旁聽群眾投以同情的目光，以表明自己進行辯護工作，并沒有和被告人站在一起，而只是迫于‘法律’的無奈……”北京市博昌律師事務所陳銀剛律師告訴記者。

　　這還不算，很多非正常因素，也制約了律師的行為取向。網絡上有文章分析認為：“一些執法部門和媒體，在法院對這起案件作出判決之前，就已不妥當地表達了明顯帶有‘定性’性質的意見與評論。這些‘意見和評論’，增加了律師辯護依法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難度。從這個角度看，律師表面上是大聲地說‘我不愿為這種人辯護’，實際上是無奈的抗議……”

　　刑辯律師

　　為何越來越少？

　　記者了解到，盡管刑事辯護業務是律師的傳統業務，是最能展示律師綜合素質的舞臺，但有關資料顯示，全國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比例從1997年起逐年下降。目前全國法院每年審結的刑事案件沒有辯護人的達70%，部分發達省份刑事案件律師參與辯護比例已從20.4%下降到11.6%。

　　據說律師圈內已形成一種怪現象：20%的律師為80%的刑事案件做辯護，做得越成功的律師越不愿辦刑事案，以前以辦刑事案件知名的律師會把辦案重點逐漸放到非刑事案上。“我就有過為被指控殺人的被告做辯護減輕了量刑，最后遭遇受害者家屬圍攻的情況。這些都表明，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尚沒有得到恰當的定位。”陳銀剛律師說：“律師的作用難以得到有效發揮，嚴重影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最終影響的是司法公正的實現。”

　　朱輝強律師對未來充滿向往：“醫生的使命是拯救生命，律師的使命是拯救權利。我希望有這樣一天：人們看待律師拯救壞人的權利，會如同今天他們看待醫生拯救壞人生命的態度一樣，是那么的平和。”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接受記者采訪的這幾位律師，都表示“從沒拒絕過為刑事案件被告人辯護”。 撰文 孫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