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陜西省漢中市紀委在查辦西鄉縣賑災糧“短斤少兩”問題時,發現了該縣糧食局局長王安武的系列經濟問題。讓辦案人員吃驚的是,這名糧食局局長,竟然曾是一名犯有流氓罪的強奸犯,被判處過有期徒刑。西鄉縣許多干部認為,王安武仕途成功的秘訣是“有貴人相助”,王安武在不同時期和縣上領導“關系鐵”在西鄉民間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本報今日報道)

　　按照《公務員法》等法律,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不能錄為公務員;按照當地輿論,當地人士聞此人大名而色變,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竟然當上了縣糧食局局長。何以至此?無外乎正是官場“畢姥爺”現象泛濫的生態,給這些小人留下了表演的空間與舞臺。

　　自央視春晚小品《不差錢》制造出一個“畢姥爺”之后,它幾乎成為“拉關系”潛規則的代名詞。無法否認,它很生動地表現了我們這個“關系社會”的諸般規則。如果說,愛講關系作為一種“傳統”讓我們感到無能為力的話,那么在官場里講“畢姥爺”原則,則首先是不能被容忍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借助關系可以為所欲為,把堂堂官場愣是搞成關系江湖,自然要背離“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的原則,所以,必須首先嘗試將官場“畢姥爺”趕走。

　　遺憾的是,官場卻是當下“畢姥爺”最興奮的活動場。王局長的沉浮歷程很有戲劇性,讓我們哭笑不得。他頭頂的“流氓、強奸犯”符號,在當地是人人皆知;他想當“扶貧辦主任”,遭到全體職工的集體反對;他能當上局長,讓當地老干部們非常吃驚——縱然如此,王局長大人卻可以照常呼風喚雨,只因為法律也好,民意也好,一旦與領導成為“哥們”,就可以被“選擇性忽略”。

　　通過記者調查,我們可以洞見一個玩轉官場畢姥爺的“官油子形象”:把書記、縣長不叫某書記、某縣長,直接叫書記哥、縣長哥;公然聲稱對縣上主要領導 “我一個電話可以讓他5分鐘之內出現在我面前”;被領導勸要低調竟言稱“沒有人會拿我怎么樣”——傲氣十足。這種扯官員大旗的事情并不鮮見,只不過王安武一扯多少面、一扯多少年,從強奸犯扯到政府局長扯得太離譜罷了。

　　與這種現象對應的則是:一些干部愿意跟這些有錢、有關系的人稱兄道弟,甘當人家的保護傘,自己當“畢姥爺”也四處尋找自己可用的“畢姥爺”;而我們的制度對于追究這類“畢姥爺”責任的時候,表現出明顯的乏力。在描述這些人的時候,不是一個個具體需要被追究責任的名字,而是一語概之的“某領導”;即便扯大旗的當事人會被問責,相關聯的領導充其量被 “誡勉”幾句,基本不會連帶撤職——組織部說,沒有人反映過王的相關情況;縣人大常委會說,糧食局長主要領導的任命由縣委常委會決定,跟人大無關;縣委常委會作為一個集體概念,沒人出來回答誰提的名,誰投的贊成票。

　　一個劣跡斑斑的人,用錢買通了一批官員的權,再用買來的權做著害民害社會的事情,法律與紀律通通靠邊站了,只有無處不在的“畢姥爺”在陰陰含笑。現在看來,這個強奸犯局長落馬了,等著接受法律處罰了,但我們看不到:當初那些為他保駕護航的“畢姥爺”們,可有一人會被落馬受罰?不由得想起來這段時間,集中出現的那些“問題官員”帶病提拔、悄悄復出的問題,背后晃動的不也是一群“畢姥爺”的身影嗎?面對官場里聽起來挺“有趣”想起來很惡劣的“畢姥爺”,我們的法律與制度真的只能做旁觀者,在一片遷就中“看小品”嗎?　

　　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