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果研究機構唯領導之意圖是從，政府當然也就無法從那里獲得真知灼見，那些所謂的智力產品也就無助于提升政策與立法的理性程度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日前成立。該中心擁有超級陣容，其目標也十分宏大：著眼于國際經濟方面的重大熱點焦點問題，開展戰略性、宏觀性、前瞻性研究，并試圖直接影響高層的決策。

　　人人都承認，中國需要更多智庫，需要具有更高水準的智庫。因為，中國目前的發展已經到了相當關鍵的轉折點上，面臨諸多內外挑戰。僅從內部來看，過去若干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目前的增長速度急劇下跌，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性現象，還是長期的結構性現象？高速增長期是否已經結束？未來的增長態勢是什么？同時，高速增長也一直伴隨著結構失衡的日趨嚴重，比如，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逐年擴大。這些失衡對長期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將產生何種影響？如何解決？

　　當然，在社會、政治乃至文化、精神領域，中國面臨著甚至更為巨大而復雜的挑戰：政府管制與社會自治將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滿足民眾對民主的政治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將如何推進？中國文化將如何在傳統在西方之間取得平衡？如此等等。

　　可以說，中國迄今仍然沒有完成李鴻章一百年前所稱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需要的轉型。而要順暢地完成這種轉型，既需要民眾的勇氣，領導人的智慧，也需要足夠的理性。唯有綜合這三者，中國這個共同體才有可能借助明智的判斷，制定出合理的方案，減少不必要的彎路，建立優良治理之基本制度框架。智庫的價值正在于它們能夠給社會的理性之作用發揮，提供渠道。它們可以為公共問題之解決，提供理性的解決方案。

　　當代中國，研究機構并不匱乏。首先，中國有世界上很少見的國家性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社科院、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等，他們之設立就是為了服務決策；其次，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大學。上述兩類機構盡管承擔著純粹學術研究任務，但有大量學者專門以承接公共問題研究的項目為業；第三，中國的各個政府部門都有屬于行政序列的政策研究機構，和屬于事業單位的專業研究院所；第四，中國也有世界第一的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有人統計說，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政府為目的的“智庫型”研究機構大概有2000個，數量已經超過智庫發展最發達的美國。

　　但是，不論是公眾，是政府決策機構，或是學術界、輿論，還是智庫局內人，對于目前中國專以公共問題之實際研究為指向的智庫的狀況，不很滿意。研究經濟問題的大多數智庫去年的預言成為笑談，而很多決策、甚至立法，也明顯讓人感到，制訂者并沒有充分地理解社會的狀況，其方案也有失粗糙，甚至常有明顯疏漏與自相矛盾之處。

　　問題出在哪兒？很多人抱怨智庫缺乏資金。這種理由如果在十五年前拿出來說，也許還有點道理。但今天，相對其他社會群體，從事學術與政策研究群體的收入已居于社會上游。因此，今日中國智庫水準低下，不是因為缺乏資金，而是因為智庫的結構存在致命缺陷。

　　這種缺陷一目了然，尤其是與美國加以對比。在美國，以及在任何其他國家，智庫的絕大多數是民間的，政府創建、經營的智庫極少。中國卻恰恰相反，大多數研究機構直屬政府，即便屬于事業單位，也因為事業單位的高度行政化，與政府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比如，其經費的部分、甚至相當部分由政府劃撥。除此之外的民間智庫非常少。由于制度環境約束，它們的生存十分不易。即便勉強生存下來，它們的意見亦往往難以受到重視。實際上，民間智庫的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相對于90年代，最近若干年以來，民間智庫處于萎縮狀態。

　　這樣的智庫結構必然損害智庫功能之正常發揮。按照嚴格的定義，官辦智庫本來就不是智庫，智庫之興起乃是民主治理秩序擴展的結果。智庫是指政府之外的民間政策研究機構。智庫就是為了彌補政府關門決策的缺陷，試圖突破政府官員的理念與知識局限，凝聚政府官員之外的全社會各路精英的智慧，將其融入公共政策與立法中。這樣的智庫就成為官民理性互動的渠道。如果研究機構唯領導之意圖是從，那根本就迷失了智庫的本性。研究機構揣摩上意，政府當然也就無法從那里獲得真知灼見，那些所謂的智力產品也就無助于提升政策與立法的理性程度。

　　因此，推動中國社會治理之理性化，需要智庫提升其水準。但光是辦一些高規格的智庫，是無濟于事的。重要的是變革社團與研究機構管理制度，讓各種智庫都有正常發育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