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公安縣政府出臺“紅頭文件”規定各單位公務煙使用數量。其中一份指導性計劃表中規定全鄉各單位年抽煙任務為400條，全縣一年計劃抽煙23000余條。按每條煙170元的標準計算，全縣一年要抽掉近400萬元，才能完成任務。未完成用煙計劃的單位將被扣減公用經費。截至5月2日，記者向公安縣有關方面求證得知，這些文件仍未廢止。(5月3日《楚天都市報》)

　　在國家積極參與國際控煙活動的語境下，基層政府卻用“紅頭文件”下達抽煙任務，實在是荒謬至極。

　　對此，官方解釋是，公安縣每年煙草稅收流失很大，出臺這個指導性意見，意在引導公務人員為地方經濟做貢獻。筆者認為，發展經濟，增加地方稅收，這本無可厚非。但公安縣下達公務用煙指標卻存在雙重悖論，其一，吸煙是個人的嗜好，與政府機關和公職人員開展工作沒有干系。所以，“公務煙”是一個站不住腳的公款消費品。

　　其二，原本政府部門的職能在于制定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但公安縣為保住煙草稅收不流失，卻通過“紅頭文件”干預市場，排斥外地煙，反映出政府職能的錯位越位。

　　進一步看，公務用煙指標的背后，實際是監督制度落實得不好。像類似公安縣的“抽煙文件”，當地的人大、紀檢等監督部門完全可以叫停，但相關部門卻認可了這個涉嫌揮霍浪費的文件，為“嘴巴上的腐敗”推波助瀾，這是讓公眾感到失望的。試問：政府機關一邊提倡縮減新政開支，一邊又下達公務用煙指標，使機關單位增加公務接待中的支出，這豈不是在助長公款揮霍嗎？

　　事實上，早在2004年國務院頒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就明確要求，規范性文件要依法報送備案、依法嚴格審查，“做到有件必備、有備必審、有錯必糾”。但公安縣涉及揮霍浪費的公務用煙“紅頭文件”，卻能堂而皇之地“出籠”，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沈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