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公安縣政府出臺“紅頭文件”規定各單位公務煙使用數量，規定全鄉各單位年抽煙任務為400條，全縣一年計劃抽煙23000余條。按每條煙170元的標準計算，全縣一年要抽掉近400萬元，才能完成任務。未完成用煙計劃的單位將被扣減公用經費。(荊楚網5月3日)

　　在公眾印象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這樣的事件被媒體曝光，而且無一例外都是以政府紅頭文件的名義來安排下級政府或者政府職能部門完成一定數量的“消費任務”，權力的越界及公權力的私利化在此類事件中被揮灑得淋漓盡致。輿論和評論者的論調多是要對濫用公權力者進行問責，或者說要建立起紅頭文件的審查機制，從而從源頭上杜絕此類“無良”的紅頭文件。但紅頭文件很多時候只是一種政府內部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輿論不可能關注每個紅頭文件，大量“無良”紅頭文件只要沒引起輿論關注就可以大行其道。

　　雖然媒體或公眾監督不了也沒必要對每個紅頭文件都進行全方位監督，但公眾完全可以通過其它途徑對這些“無良”的紅頭文件形成釜底抽薪之勢。這些“無良”的紅頭文件都以公權力的威權式命令，要求下級公權力必須消費某種商品或消費某種商品必須達到多少數量，其要求最終體現在公共財政的支出上。

　　政府收入完全來自納稅人的貢獻，無論紅頭文件怎么要求下級行政機關“消費”，只要公眾能看緊政府的“錢袋子”，再“無良”的紅頭文件都將成為一紙空文。按照紅頭文件下發的“消費計劃”，全縣一年就要為此多支付近400萬元的財政收入，這些錢有沒有納入公共財政預算、在預算中按照什么名目來列支，在理論上都需要由同級人大通過民主程序來批準。

　　可現實生活中，納稅人約束不了人大代表，而由人大代表組成的人大，很多時候硬不起來，更談不上約束公共財政的開支。所以，一些地方政府就有足夠底氣來以紅頭文件形式下達“消費任務”。對公共財政更具嘲諷意味的是，未完成用煙計劃的單位將被扣減公用經費。這意味著，本屬于公共財政范疇的公用經費問題，實際上是政府的“家務事”，“外人”無權干涉。

　　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沒有公共財政的“源頭控制”，對于“無良”的紅頭文件，僅靠發現一起、曝光一起及糾正一起，恐怕相對于日益泛濫的越權紅頭文件，只是杯水車薪，更難以真正從制度上規范“無良”紅頭文件。(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