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廣東省政府曾正式公布5月1日至5月7日放假，后遵循國務院辦公廳要求，全省各地各單位取消“五一”調休安排。但據了解，本次“五一”假期，仍有相當數量的廣東政府機關實行了7天長假。(《新京報》5月6日)

　　這著實讓全國其他地區的工薪一族，尤其是那些一直抱怨“五一”黃金周被取消的人們艷羨、嫉妒，同時也不免生疑：這一做法合乎此前國辦的規定和要求嗎？

　　從形式、程序看，上述做法并未明顯違規。據悉，此次廣東“五一”放假是“個人有意愿利用國家法定節假日在‘五一’期間休長假的，按《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有關規定，各單位可根據具體情況和職工本人意愿，靈活安排”。“靈活安排”正是此前國辦通知中的原話。另據記者了解，“本次放假廣東省政府并未有正式文件下發，而是各個單位領導通過口頭傳達方式，傳達時也強調了自愿原則”。既有國辦通知中的相關依據，又避免了“正式文件下發”，且“強調了自愿原則”，法理情理似乎均照顧到了。

　　但從實質和結果看，此次7天的“五一”長假，在廣東公務機關中“不約而同”地集體出現，又有明顯的怪異之處——既然是“個人自愿”、“不強制調休”，何以又是各個公務機關集體統一放假？原本個人化、權利化的“職工帶薪年休假”，最終實行的主體，如何又事實上蛻變成了機關單位和公務員？要知道，此前的國辦通知中還有“不得擅自調休、自行安排”的要求，這里“不得”的主體無疑正是各公務機關。也就是說，依據國辦通知精神，職工個人按照“帶薪年休假”規定，選擇休假時限可以“靈活安排”，但公務機關“不得擅自調休”。

　　圍繞“五一”休假之爭，折射的其實是一種權利困境：原本作為職工權利的靈活休假權，在現實中仍高度依附于行政權力而存在——不經過權力的統一安排、領導傳達，帶薪年休假是很難真正做到自愿自主、靈活安排。只有權力先行許可(哪怕是默許)了，個人在休假權上的“自愿”才是可能的。緣此，此次意外享受了7天長假的廣東公務人員，也許應感到幸運——畢竟，他們尚有可直接依附的權力，而那些距離權力遙遠的其他行業的職工，則連這種依附的幸運也沒有。正如廣東企業職工抱怨的，“這一休假方式僅涵蓋公務機關，有失公平”。

　　此次廣東部分機關的7天長假說到底，僅是權力依附下的偶然產物。如何將權力依附下的權利，從困境中解脫出來，使包括帶薪年休假這樣的休假權，成為每個勞動者可自主支配、自由享有之物，或許才是真正需要認真思考的。(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