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受媒體關注的社會敏感案件，當然是杭州的“飆車案”和深圳的“清潔工梁麗‘撿’金案”(以下簡稱“梁麗案”)。對于這兩起前后發生不到一周的法律案件，各種傳媒特別是網絡媒介，紛紛在標題制作、報道角度上獨辟蹊徑、下足功夫，以期賺足讀者“眼球”。

　　一些新聞媒體在報道這些案件的時候，使用了許多帶有強烈定性引導味道的標題。譬如，對于“梁麗案”，一些網站標題制作的重點是“清潔女工”。如《清潔工“撿”14公斤金飾可能面臨無期徒刑》、《女工“撿”300萬金飾恐被訴意義堪比許霆案》。對于“飆車案”的標題則突出“富家子弟”。如《杭州富家子弟撞人案件始末》、《“富二代”飆車案》等等。這些標題“愛憎分明”，將普通的刑事案件，變成了一個容易引起社會誤解的充滿爭議性的話題。

　　筆者認為，新聞媒體在報道上述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的時候，已經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的主觀傾向。從表面上來看，這些新聞媒體制作的標題都使用了打引號的處理方式，以避免引起公眾的誤解。但恰恰是這種處理方式，讓人們先入為主，對司法機關的處理產生異議。

　　首先，這樣的標題容易產生強烈的對比，把清潔女工“撿垃圾”的行為與盜竊罪或者無期徒刑并列，從而產生聳人聽聞的視覺效果；其次，這樣的標題體現了新聞媒體的價值取向，通過標題閱讀，人們很容易誤以為這是一個冤假錯案；第三，通過揣測性的標題，轉移了公眾的視線。這一案件根本沒有進入公訴階段，也不存在判處無期徒刑的結果，但是，新聞媒體揣測性的標題引導，仿佛整個事件已經朝著新聞媒體所預期的方向發展；第四，通過網絡新聞媒體特有的技術處理手段，使這一案件不斷地映入人們的視野，從而成為一個社會大眾不得不關注的事件。網絡新聞媒體在處理這一社會新聞的時候，一是采取編輯推薦的方式，將這一新聞放在互聯網站主頁最顯眼的位置；二是采用互聯網絡跟帖子的方式，不斷地將這一新聞事件放大，從而追求新聞媒體希望達到的效果。

　　在一些西方國家有所謂的禁令制度，當案件過于敏感，以至于新聞媒體的廣泛報道會影響案件公正判決的時候，預審法官或者初審法官可以禁止新聞媒體繼續報道。然而，我國并沒有這樣的制度，在案件審理的整個過程中，新聞媒體可以他們自己所喜歡的方式，不斷地尋找公眾的興奮點。

　　在這樣的新聞媒體壓力之下，偵查機關將會作出何種處理決定，人民法院將會作出何種判決，人們不難想象。當整個社會輿論同情弱者，或者新聞媒體先入為主，將犯罪行為認定為一般違法行為的時候，司法機關在判決的過程中很容易偏離法律的價值取向。這一方面是因為法官的社會抗壓能力較弱；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國法律體系中確實存在著模糊的地帶。

　　分析最近一段時間新聞媒體關注的案件，我們不能不驚訝地發現，凡是新聞媒體參與廣泛報道的案件，往往都能得到罪輕處理；凡是新聞媒體沒有“光顧”，或者沒有實行狂轟濫炸的案件，往往會得到罪重的處理。人們不禁要問，在同一個法律體系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反差呢？

　　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是司法機關最崇高的使命。人民利益至上和法律至上是一致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互聯網絡新聞媒體在報道有關案件的時候，可能會出于自身的目的進行篩選或者放大，互聯網絡新聞媒體的記者或者編輯人員在處理有關法制新聞的時候，可能會突出自己的主觀傾向。但是司法機關不能沒有抗壓能力，不能錯誤地把互聯網絡所形成的輿論氛圍當作“人民的普遍愿望”。

　　互聯網絡新聞媒體是人們表達意見和情緒的載體，但并不說明互聯網絡能代表或者反映全體人民的意見。司法機關只有嚴格依照法律辦事，才能真正貫徹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才能更好地體現黨的意志。說到底，法律體現的是人民的意志。司法機關不能被新聞媒體所左右，不能對那些互聯網絡新聞媒體強烈關注的案件當事人網開一面，更不能在法律與社會輿論之間猶豫徘徊。新聞媒體的關注，只能讓司法機關的判決更加嚴謹。假如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發現我國法律存在嚴重的缺陷，或者部分定罪量刑的條款明顯違反刑法的基本原則，那么，司法機關應當通過立法法所規定的程序，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反映，超越法律之外作出裁判，更不能任由媒體輿論左右司法審判。

　　(喬新生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