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拿公款消費煙草，早有明文規定,再發禁令就純屬多此一舉。我們缺的不是禁令，而是禁令的執行力。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19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建議中央紀委、國家監察部禁止公款消費煙草制品，杜絕因煙草消費滋生的腐敗現象。

　　控煙協會要求國家部門對公款消費煙草制品下禁令，雖然是出于其行業協會的自身責任，但多少也指出了當前控煙中的難點所在：越來越多的公款消費煙草，讓控煙難以推行。比如，前不久就有湖北公安縣下發了一個“抽煙文件”，為縣直部門和單位公務用煙下達任務；再如，江蘇常州的一個鎮，一個月的招待用煙共用去 2789包中華牌香煙；還有那個抽天價煙的周久耕，據說抽的也是招待用煙……凡此種種，表明煙草消費中確實隱藏著不小的腐敗。

　　控煙協會求助于紀監部門，希求以禁令的形式來推動《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實施，其出發點是美好的，畢竟作為行業協會，它對公款消費煙草的腐敗現象并不具有約束力。特別是當一些地方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來倡導“百官倡煙”、下達“抽煙任務”時，控煙協會除了抗議、呼吁外，想依靠自身力量恐怕不可能抑制這種體制性腐敗。

　　然而，針對公款消費煙草，我們真的有必要再發禁令嗎？

　　且不說公款不能拿來消費煙草，是一個最基本的現代執政常識。即便是關于禁止公款消費煙草的明文規定，我們也不乏三令五申：1993年，財政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就有明確規定，會議期間不得招待煙、酒、糖、果等；2006年又再次重申，會議費開支不包括招待煙、酒的開支。更何況在公款使用的明細中，從來沒見過煙草消費會被列入其中。也就是說，公款消費煙草，早就被明令禁止。

　　既然早就有明文規定，那么再發禁令就純屬多此一舉。再說了，公款消費煙草要發禁令，公款旅游要發禁令，公款打麻將也要發禁令，甚至江蘇省某市一天之內就有63個部門發布禁令，禁令的泛濫和一些荒唐禁令的出臺，不由得讓我們產生疑問：難道我們要用禁令來代替法律規定？

　　其實，我們缺的不是禁令，而是禁令的執行力。通常遇上需要整治的事時，都要頒發幾道禁令，以顯示整治的決心。然而這種一陣風式的整治是否做到令行禁止，或者徹底杜絕某種現象，就很少有人關注。

　　以公款消費煙草為例，倘若紀監部門真的采納了控煙協會的建議，為此下禁令，但如果沒有嚴格的監督和懲罰機制，不從源頭上把好公共財政使用的關卡，禁令也不一定遏制得了公款消費煙草的沖動和慣性。道理很簡單，權威部門的明文規定、以前的三令五申都不能禁止，公眾又有什么理由相信控煙協會的建議呢？

　　既然公款消費煙草滋生了腐敗，那就用黨紀法紀懲處吧，這比下禁令的效果可要快得多，也實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