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社會，我們固然不能鼓勵"跳橋維權"行為，但更不能鼓勵的是逼迫這種行為的"根源性行為"，比如訴訟成本過高、司法不公以及弱者救濟途徑匱乏等。

　　5月24日《羊城晚報》報道，針對廣州海珠橋“老伯推人跳橋”事件，有關部門透露，跳橋者陳富超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推人者賴健生涉嫌故意傷害罪，兩人均被采取刑事措施，可能會被刑事拘留 。

　　毫無疑問，不管陳富超有多大的委屈，或者說在現實中如何走投無路，單從“跳橋擾亂公共秩序”這一點來講，他的確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而且，警方此次之所以對他采取如此強硬的措施，除了他在擾亂公共秩序上有“前科”外，更重要的也許是，警方想通過“跳橋追究刑事責任第一例”來警示后來者，達到遏制“跳橋秀”的目的。

　　姑且不論警方的做法是否合理，單就此舉能否達到目的來說，就值得懷疑。因為在陳富超之前，也有因上演“跳橋秀”而勞動教養的先例。2006年，為討薪救受傷的弟弟，江西男子曾水林兩次在廣州東風中路天橋、洛溪大橋上演“跳橋秀”，造成洛溪大橋由北至南全封閉，被送進勞教所勞教一年，成為全國首個因“跳橋秀”而被勞教的案例。

　　因上演“跳橋秀”而被勞動教養，在當時受到不少專家的推崇，他們認為，在警示作用之下，后來者一定會慎之又慎。可是，現實無情地嘲諷了這些專家，在某些地方，“跳橋秀”仍然不斷發生。筆者認為，這說明了一個近乎常識的道理，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無路，很少有人會選擇如此極端的舉動。與其說他們在沖擊著社會最基本的秩序，倒不如說他們在用微弱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秩序”。因此，在廣州的這起事件中，應該反思的絕不僅僅是“跳橋者”，我們也要反思社會正常的維權途徑是不是暢通。

　　一些學者認為，這些上演“跳橋秀”的人不懂得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筆者以為，這恐怕只是他們的“自我想象”。這是因為，在社會的權利救濟對弱者依然不暢通的情況下，這種警示就難以有實質性作用。因此，在法治社會，我們固然不能鼓勵“跳橋維權”行為，但更不能鼓勵的是逼迫這種行為的“根源性行為”，比如訴訟成本過高、司法不公以及弱者救濟途徑匱乏等。如果有關部門只是針對弱者，而不去著力關注問題的另一面，“跳橋秀”之類的行為就難以從根本上遏制。(賀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