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湖南婁底漣源市金石鄉安監站站長袁軍再次把辭職信交到漣源市煤炭工業局，這是袁軍第三次以書面形式請求辭職。前兩次，袁軍的辭職信都被退回。這一次，袁軍在辭職報告中婉轉寫道：身患疾病，請求休假一年。局里再次拒絕了他的請求。自2009年1月以來，漣源市煤炭工業局下轄的48名鄉鎮安監員，先后以各種理由提出辭職。(相關報道見10版)

　　就筆者的看法，這是制度理性不敵個體理性的一個事件。安監員的現實困境是“沒有執法權”，而煤礦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個體，甚至可以說是“他們(煤礦老板)富得流油，有的關系通天。”那么，如果發現煤礦存在安全隱患或違規生產，只能向安監大隊報告，督促其整改。“但如果煤礦硬是和你對著干，安監員一點辦法都沒有。”在這樣的邏輯下，所謂的制度，所謂的監管，成了一紙空文。也就是說，制度理性遭到了嚴重的挑戰，而制度的執行者卻無能為力。

　　但是，安監員的職責要求他們必須履行責任，當“機器人般的體力，圣人般的智慧和品德”成為強加于他們的義務時，也就是說，嚴格執行制度需要靠個體的良心來作為保證時，個體的理性無可避免地得到顯現，進而必然挑戰制度的理性。當個體理性和制度理性發生沖突時，湖南漣源48名安監員集體辭職就是可以想象的事實了。

　　“安監員請辭”的實質是“安監員難當”的折射，是制度難以有效落地的必然。當一味指責個體理性成為借口時，筆者以為，我們不能忘記正是制度理性的錯位才導致了這種怪象的出現。這讓筆者想到了輿論關注的“晉官難當”現象。在筆者看來，二者的邏輯如出一轍，都是制度理性后退而個體理性前移的結果。

　　面對礦難，我們不僅有“晉官難當”、“ 安監員請辭”，還有“礦主賺錢、礦工受難、政府埋單”的惡性邏輯，更有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的質問：“我們有法，為什么不去管，為什么就不敢管？”

　　因此，與其追問“安監員請辭”的原因，不如探究制度理性是如何一步步隱退而個體理性如何不可靠的。這是問題的本質所在。從“晉官難當”到“安監員請辭”的制度反諷，從深層次來說，就是對制度理性的呼喚。(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