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給了人家什么好處，不然記者怎么會大老遠的來？”最近兩年，連續發生抓記者抓網民事件，提供線索的人都會受到這樣的訊問，而被抓網民則往往受到誹謗罪的刑事調查或起訴。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記者和網民頻頻被抓意味著什么？

　　5月24日，一次在京召開的公民監督權研討會上，與會專家認為，在法律框架沒變的情況下，公權力的任意化、隨意化直接侵犯了公民的私權。

　　“案中案”往往被忽略

　　最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傅樺因為采寫了兩篇機場的負面報道，被以受賄罪名起訴而開庭。

　　此前，記者是否是受賄罪的主體曾引起了業界的爭論。

　　傅樺案中，檢察機關認為，記者代表廣大人民群眾行使輿論監督權，其性質當然具有公務性質。傅樺的代理律師認為：記者既不構成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也不構成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受賄罪。“如果說記者采訪是依法從事公務，那不接受采訪是否屬于妨礙公務？”煒衡律師事務所律師李肖霖表示，是否國家工作人員要看媒體性質所定，但采訪報道一般不應認定為是公務行為。

　　在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田文昌看來，這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他說，以前記者報道，往往是行政上的干預，或者民事上的誹謗、民譽權訴訟，但隨著媒體的多元化，這招不好使了，于是抓住記者受賄這個把柄，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一招制敵”。記者所揭露的問題本身反而被忽略，使得監督止于訴訟，“一口唾沫淹死人”。“根本原因是公權力的任意化、隨意化。”田文昌說，“公權力濫用直接侵犯了公民的私權。要限制公權力濫用，就要加強法律程序的公開化、公正化。我們注意到，前幾年人們很重視法律程序，但近來又出現法律程序虛無化的趨向。”

　　專家認為，記者報道是否真實與人品無關。

　　誹謗罪背離立法原意

　　與記者被抓不同，在網民被抓事件中，一般是以誹謗罪來調查或起訴的。按照法律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才構成誹謗罪，誹謗罪一般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處處長徐迅表示，記者的職業風險正在加大。從2006年富士康起訴記者創最高索賠額和查封個人財產兩個紀錄，到2007年紙包子事件記者被判損害商譽罪，到今年網民被訴誹謗罪，記者的命運折射了公民的命運。

　　據悉，近幾年誹謗罪個人之間的刑事案件并不多，反而公權力與個人之間的刑事案件呈上升趨勢。專家表示，從立法原意上看，誹謗罪保護的是公民的私權，但現在公民個體之間反而通過民事程序解決，這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為何會這樣？徐迅分析，除了公權力的濫用之外，民法的相對滯后也是一個原因。她曾經做過一個調查，在公權力機構與媒體的名譽權訴訟中，前者有超過55%的勝訴率，官員與各類原告人的訴訟中，官員的勝訴率也超過50%。在這些官員勝訴的判決書中，有這樣的理由：“根據他所做的貢獻，以及其所享有的較高知名度，他更容易受到傷害。”“損害干部的形象就是損害政府的形象嗎？”徐迅建議，“誹謗應該去刑罰化，在民法通則中設人格權法專篇或者在侵權責任法中作專門的規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徐緒輝認為，誹謗罪中的“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條款很容易被濫用。有的判決書中并沒有詳細說明是什么秩序，只是籠統地說“身心工作受到影響”，而“政府工作人員的利益是否代表政府利益？政府利益是否代表國家利益呢？法院不能隨意解釋”。

　　在內蒙古吳保全案件中，一審法院判決網民發帖構成誹謗罪的理由是：“給個人及本地區造成惡劣影響，危害了本地區作為全國先進市區的社會發展秩序。”這一點遭到了學者的廣泛質疑。專家表示，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規定，公民只要不是有意誣陷，哪怕是錯告，或者檢舉失實，都不應該被追究誣告罪。記者、網民都不是偵查機關，不可能100%準確，若2000字的文章中有20個字不屬實就被追究刑責，會很荒唐。這種做法若被各地政府效仿的話，公民的言論空間將被壓縮。

　　但官員的權利也要保護，如何與公民的監督權平衡呢？專家們一致認為，為了一個更高的權利，官員應對輿論監督適度忍耐。(本報記者 辛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