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分析

　　按第一次通報：“俠女”擁有無限防衛權

　　北京中洲律師事務所于德華律師表示，根據警方第一次通報的內容，完全可以認定鄧玉嬌是擁有無限防衛權的正當防衛。而所謂的無限防衛權，是指公民在某些情況下所實施的正當防衛行為，沒有必要限度的要求，對其防衛行為的任何后果均不負刑事責任。

　　“要給鄧玉嬌的行為定性，就要先給死者鄧貴大的行為定性。”于德華分析說，根據警方第一次通報的內容，鄧貴大行為的性質有兩點是最關鍵的，第一是要求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并在遭到拒絕后，掏出一沓錢對鄧玉嬌進行侮辱，這說明鄧貴大等人有和鄧玉嬌發生性關系的企圖；第二是鄧玉嬌在欲離開時，被鄧貴大兩次按倒在沙發上，“按倒”兩字說明鄧貴大拿錢買娼的想法不能實現后，轉而采取暴力手段，可以說是正在實施強奸行為。

　　根據這一定性，再來看《刑法》的規定。《刑法》第20條第1款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這個條款中規定的正當防衛的門檻很低，有不法侵害出現即可。

　　但是，在防衛中致人死亡，就會涉及到防衛過當的問題。《刑法》第20條第2款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很顯然，如果鄧玉嬌防衛過當，就涉嫌犯罪。但是，只要鄧貴大、黃德智等人的行為構成強奸(未遂)，則鄧玉嬌擁有無限防衛權，因為《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了：“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按第二次通報：死者行為難以界定

　　“通報中關鍵點的改變或補充，對案件的定性至關重要。”于德華律師稱，在日常生活中，“異性洗浴服務”的含義并不完全等同于“特殊服務”，這一詞語的改變，就使得鄧貴大等人是否提出性交易顯得模糊，如果鄧貴大等人沒有性交易的要求，又何來強奸？

　　如果說這一用詞的改變，從起始上影響認定鄧貴大的強奸意圖，那么“推坐”和“按倒”的一詞之差，則對鄧貴大是否開始實施強奸行為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若僅僅是“推坐”，沒有進一步的暴力傾向行為的話，尚不能斷定強奸行為已經開始實施；而兩名“上前勸解”的服務員地突然出現，更是讓案件情節為之大變，一般情況下強奸行為都發生在比較隱蔽的環境之下，如果有其他服務員在場勸解，再加上是“推坐”而非“按倒”，確實很難判斷鄧貴大等人正在實施強奸行為。

　　鄧貴大“推坐”的行為，到底是強迫就范的強奸，還是發泄不滿的毆打，甚至是暫時控制鄧玉嬌的人身，以便用更多的金錢來誘惑其提供“異性洗浴服務”，都開始變得撲朔迷離、難以認定。

　　死者若非強奸：“俠女”則防衛過當

　　“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鄧貴大等人在實施強奸行為的話，那么鄧玉嬌連刺三刀，其中兩刀刺到鄧貴大的要害部位，致使鄧貴大死亡，她的行為將屬于防衛過當。”于德華如此說。

　　于德華分析說，當媒體報道鄧玉嬌涉嫌故意殺人而被刑拘時，多數民眾對此頗為反感，認為弱者因受到欺凌而奮起反抗，分明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行為，卻被定為“故意殺人”太冤枉了。這實際上是對刑法的具體規定不甚了解而形成的誤解。

　　罪名的確定還是要通過一系列具體證據證明嫌疑人當時的心理狀態，“故意傷害”的情節與處罰未必就比“故意殺人”輕。我國《刑法》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鄧玉嬌是防衛過當，可以從輕或減輕刑事責任，若定為故意殺人罪，刑期很可能落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個范圍內；而定為“故意傷害”的話，依照法律規定，“致人死亡”，刑期要落在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這個檔次上。

　　“所以說，每一個細節都決定著鄧玉嬌的罪與非罪。”于德華認為，除了關鍵的“特殊服務”和“異性洗浴服務”之爭，“按倒”和“推坐”之爭，警方在辦案中存在取證疏漏。

　　比如按警方的最新說法，雙方一開始是在水療房發生爭執，鄧玉嬌跑回休息室后，鄧貴大等人又跟了過去。那么，在并無其他服務員在場的水療房，鄧貴大是否對鄧玉嬌實施過強行撫摸等行為，需要警方進行取證。很顯然，警方并未做到這一點。

　　于德華表示，巴東警方的工作要透明、公正，經得起社會各界的監督與檢驗——因為，往往是最細小的情節決定了案件的定性與處理。

　　于德華律師認為，鄧玉嬌案，如果鄧貴大是在要求性服務不成之后，兩次強行按倒鄧玉嬌，這些舉動在法律上完全可以認定為強奸行為的開始。在此情形下，鄧玉嬌應當擁有無限防衛權。反之，鄧玉嬌則需負法律責任。 J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