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天舉行新聞發布會，請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介紹《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并答記者問。新司法解釋規定，媒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仍為其刊登假藥廣告，將被以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罪的共犯追究刑責。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犯罪分子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的行為，例如郵寄、廣告行為等，將以共犯論處。

　　長期以來，泛濫的虛假醫藥廣告讓老百姓真假難辨，深受其害。對于那些“明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卻仍為其提供廣告宣傳的行為，以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罪的共犯追究刑責，會深得人心。但是，對于如何判斷媒體“應知”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進而追究刑責，卻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囿于專業的原因，不論是媒體還是明星，或者廣告的經營者、發布者，恐怕對廣告藥品的質量都不敢做到百分百的保證，因為他們不可能也沒能力，對所有產品的質量進行實質性的完全檢測。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媒體，它對藥品廣告履行的應當是“形式審查”義務，而非“實質審查”義務。媒體要做的是，對自己所要刊登的廣告，要從生產者是否正規、廣告是否經過審批、內容是否合法、廣告形式是否規范等方面，進行審查；而對具體產品的質量，媒體沒權利進行審查。明星代言時的情況也一樣。因此，筆者認為，對如何構成“應當知道”他人生產、銷售假藥、劣藥進而構成共犯，法律有必要予以進一步的明確，將“應當知道”的情形和具體表現，限定在媒體怠于履行“形式審查”的范圍之內。

　　在我看來，要杜絕虛假藥品廣告，關鍵是要控制源頭，加重廣告主的法律責任，讓他們不敢做虛假藥品的廣告。然而，在加重廣告主的法律責任方面，我國法律做得還不夠。我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規定：“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然而，在實踐中違法做虛假藥品廣告者眾，因此被判刑和處罰者少，而且刑法規定的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難以與成千上萬受害人的財產與人身損失劃等號。過輕的刑期使刑法在違法廣告上失去了應有的震懾力。

　　在民事方面，《廣告法》雖規定，違法廣告行為的法律責任包括停止發布、沒收非法所得、以等額廣告費用在相應范圍內公開更正以消除影響，還有處以廣告費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等等。然而，與利潤相比，這個“成本”并不算高，廣告費一至五倍的罰款對于違法廣告的受益人來說，有如“小菜一碟”。而且這筆錢早就加到成本里了，由消費者埋單，“羊毛出在羊身上”，顯然不可能起到應有的制約作用。(孫瑞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