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實施15年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迎來第一次大修，其中的最大亮點在于，有三類商品交易活動應當適用后悔權制度：網上交易；先交錢后簽合同的消費行為；交易額巨大的消費行為，比如購買汽車、房屋等。(6月10日《成都商報》)

　　筆者更關心的是：后悔權制度怎樣才能切實“落地”？

　　法律條文上的清晰，固然可讓消費者維權有章可循，但如果不附加以剛性的外力支撐，后悔權制度難保不成為“紙上的權利”。在逐利的資本內在屬性驅動下，面對法律的寬泛限定，商家們總會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的手段”，來阻止“后悔”行為發生以及其對自身盈利的“損害”。而倘若缺失了外力保護，緣于現實語境中銷購雙方強弱力量的落差，只會讓這種阻止和規避“順理成章”。

　　顯然，在法律的必要粗放與資本逐利本性無法改變的前提下，如何通過外力與制度細節的賦予，使消費者擁有博弈商家“去后悔化”沖動的力量，才是后悔權制度能否“落地”的關鍵所在。而往本質里看，消費者與商家的這種博弈，初看只是一種利益博弈，其實更是雙方話語權的談判較量。換而言之，只有消費者擁有較之商家對以上話語權的均等談判力量后，后悔權制度才能“名至實歸”并不被“合法性規避”。

　　當然，“均勢談判機制”所依賴的公允制度或許不可一日速成，但獨立第三方卻可一試，譬如可由消協組建后悔權糾紛仲裁組織。它應獨立于商家和消費者的利益牽連之外，由相關消費學者、法律專家和媒體代表組成。一旦出現后悔權糾紛事件，而又無法自身圓滿處理時，后悔權糾紛仲裁組織就可主動通過對消費真相的全面把握，并在與銷購雙方合理協商的基礎上促成其和解。這樣既可保護勢單力薄的消費者，也能減少消費維權的“馬拉松”事件，何樂而不為呢？而這，是否也應在修改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體現呢？(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