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來自青海各地的檢察長們披露的事實令人震驚：一些村干部把當村官同撈錢、為親朋好友謀利等同起來;個別村的村委會在土地補償款上“抱團腐敗”，作案手段簡單直接，大有“我的地盤我做主”之勢……

　　村干部職務犯罪逐年上升———如此趨勢出現在地處青藏高原腹地、經濟欠發達的青海省，頗令人費解。檢察官分析認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忽視廉政建設工作，懲罰力度弱，村干部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識淡薄，村級財務混亂監督缺失，都成了滋長村官腐敗的“溫床”。

　　19起24人，21起21人，28起30人，31起37人，35起49人……

　　2004年為246萬元，2007年511萬余元，2008年達778萬余元……

　　兩組數據來源于青海省人民檢察院，呈現的是從2004年至2008年，青海省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鄉村干部職務犯罪案件的變化趨勢。

　　數字解讀出了事實：鄉村干部職務犯罪呈逐年上升趨勢，且涉案金額不斷增大……

　　化隆縣村干部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超過了90%。在濃厚的家族觀念影響下，一些村干部存在嚴重的家長制作風，把當村官同撈錢、為親朋好友謀利等同起來

　　青海省化隆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全縣24萬人，有17個鄉鎮，362個村。

　　據化隆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李多吉介紹，2006年至2008年3年間，該院共立案偵查各類貪污賄賂職務犯罪案件9起13人，村干部涉嫌職務犯罪6起9人，分別占總立案數的66.7%和69.2%。

　　李多吉說，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識淡薄是該縣村干部職務犯罪的主要原因。目前全縣村干部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超過了90%。在濃厚的家族觀念影響下，一些村干部存在嚴重的家長制作風，把當村官同撈錢、為親朋好友謀利等同起來，甚至把自己的違法亂紀行為當作“敢做敢為”。

　　青海省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李保國告訴記者，從查辦的案件情況看，涉案人員中村級組織主要負責人居多，占所查處村干部職務犯罪總人數的67.1%；擔任會計、出納的35人，占查處人數的21.7%。

　　以挪用公款和貪污為手段的犯罪也比較突出。2004年以來，共查處鄉村干部貪污犯罪者97人，挪用公款犯罪者57人，兩類犯罪占到村官犯罪案件人數的95.65%。

　　犯罪形式和作案手段簡單直接，作案次數多，持續時間較長，也是村干部職務犯罪的一大特點。具體表現為：弄虛作假、套取公款；假公濟私，虛報冒領；隱瞞收入，截留私分；虛列支出，虛假報賬。

　　同時，貪污、挪用專項資金犯罪突出，且多數案件發生在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地區。2004年以來共查處以專項款物為作案對象的案件80余起，占查處村干部職務犯罪案件數的77.67%。

　　此外，共同犯罪案件占較大比例。2004年以來共查處2人以上共同犯罪案件18起45人，占立案查處鄉村干部職務犯罪人數的28%。

　　采訪中，青海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李繁榮不無憂慮地說，青海廣大農村地處偏僻，經濟條件落后，對村干部的教育往往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從已查處的案件看，一部分村干部因為不懂法，認為自己是農民身份，不是國家工作人員，有經濟問題頂多是把自己撤了，不知道自己在協助鄉(鎮)政府從事有關行政管理工作時，便具有了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相當一部分人還認為，自己掙錢不多、管事不少，一年到頭很辛苦，心理不平衡。在這種思想主導下，這些村干部不是想著更好地為村民服務，依法從事經濟活動，而是只想趁手中有權撈一些錢財，以求補償，結果往往以身試法。

　　在土地征用補償款上，容易出現“抱團腐敗”案，對村集體事務享有一定決策權的人員全部參與、利益均沾，膽子之大、手段之簡單令人瞠目

　　分析青海省檢察機關近年來所辦案件不難看出，權力過于集中，財務管理缺失，已成為滋生村官腐敗的“溫床”。

　　2005年12月至2006年2月，西寧第七水廠在大通縣上孫村修建加氣站時征用了該村土地。村干部李延虎與田玉生、孫吉昌、王有雄、李銀業共同預謀后，以李延虎之名虛報耕地1.1畝，冒領補償款49500元后私分。

　　2007年2月，在又一次的征地過程中，村干部田玉生、孫吉昌、王有雄、李銀業4人經預謀，將已征用的應屬村集體的土地，以田玉生之妻楊秀花的名義虛報，冒領征地補償款15萬余元后私分。

　　2007年3月，孫吉昌、王有雄、李銀業、王占奎等人，將村民劉萬奎多丈量的耕地補償款14000元私分。

　　大通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孫向東說，此案是一起典型的“抱團腐敗”案。他們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共同預謀侵吞土地征用補償款，利益均沾，形成犯罪的群體化，出現了“辦一案，帶一串，挖一窩”的現象，結果是上孫村村委會“全軍覆沒”。

　　孫向東說，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田玉生等人膽子之大、手段之簡單令人瞠目。他們在完成本村土地丈量工作向縣土地局申報過程中，認為征地任務重、時間緊，土地局工作人員應該沒有時間仔細核對，即便被發現也可以以工作失誤為借口推脫、搪塞。因此，幾人就在縣土地局門口進行商議，當田玉生提出虛報土地畝數的提議時，幾人立即贊同，并且臨時決定以田玉生之妻的名義虛報。正是在這種僥幸心理的支配下，幾個人大膽地實施了貪污犯罪行為。

　　另一起典型案例發生在西寧市。2006年8月，西寧市城北區馬坊村村委會原主任石成斌利用職務之便，欺騙征地人員，將他人被征用土地的地上附著物進行重復丈量，騙得國家土地補償款5萬余元，據為己有。2007年10月10日，石成斌被法院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

　　根據石成斌貪污的手段和特點，西寧市城北區人民檢察院的辦案人員深入被征土地的各村，就土地征用款的發放和領取情況，作進一步重點核查。在馬坊村核查土地征用補償合同時，又查出石成斌于2007年2月在協助土地管理部門征地過程中，伙同村干部呂生琪、會計郭幫新貪污土地補償款的犯罪事實。該案提起公訴后，法院對3人均作了有罪判決。

　　西寧市城北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李偉說，在這起典型的村干部集體貪污窩案中，對村集體事務享有一定決策權的人員全部參與，相關人員實行利益均沾。這些人凌駕于村民和制度之上，無視村規民約和財務制度，任何事情都是自己說了算，直至走上犯罪道路。

　　集權錢于一身，財務制度不健全，外部監督機制建設相對滯后，懲罰力度弱，再加上“我的地盤我做主”的觀念，致使一些鄉村干部敢于暗箱操作

　　青海省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處處長吳海燕認為，從青海所查辦的個案和類案分析，村干部職務犯罪有5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個別地區對村干部廉政建設工作重視不夠。一些部門在思想認識上有偏差，認為村官腐敗程度較小，危害不大，可以放一放，特別是當前，青海農村最重要的問題是脫貧致富，因此一些地方更重視抓經濟建設工作，而忽視了廉政建設工作。同時，部分鄉村干部存在著“我的地盤我做主”的觀念。另外，近年來許多村官犯罪案件適用了緩刑或免予刑事處罰，從而導致個別村官滋長了鋌而走險的犯罪意圖。

　　其次，國家各種支農、惠農資金給農村經濟帶來了活力和動力，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權限空間也得到擴大。這些工作人員既是具體經濟活動的實際運作者，又是經濟活動的管理者，集權錢于一身，致使一些鄉村干部敢于暗箱操作。

　　從查辦的案件情況看，發案的這些鄉村組織普遍存在著財務制度不健全、有章不循、管理松懈的問題。一些村干部為了用錢方便，不用會計、出納，自批自支，“白條”現象在村級財務管理中較為常見，為腐敗的滋生蔓延提供了便利條件。

　　土地征用政策不完善，導致案件頻繁發生。近年來，大量的農村土地被征用，但土地價格的不確定因素，使村官在代表村民與征用方交涉過程中有很大隨意性，個別人乘機以較低的價格出讓土地，而征用方則以工程承包權等形式“優惠”村官，達到所謂的“互利共贏”。而村民無從知道土地征用數量和補償款數額，不能在此過程中履行民主管理和監督權利，這就為村干部貪污、挪用留下了空間。

　　專項資金監管不到位，使個別村干部有了可乘之機。隨著國家對農村投入力度的不斷加大，農(牧)區有各種專項資金，如生態環境保護、民政扶貧、城鄉公路、水利設施、人畜飲水、退耕還林還草、青苗補助、救災等款項。由于這些專項資金管理不集中，發放渠道不透明，農(牧)民群眾對資金的來源和使用不了解、不清楚，加之外部監督機制建設相對滯后，缺少對村委會定期或不定期審核監督機制，使村干部犯罪有了可乘之機。

　　目前急需加強對農村資金的分類管理，切實解決村干部犯罪資金性質難以界定、犯罪案件管轄權不明等問題，以便于依法懲治村干部職務犯罪

　　采訪中，幾位檢察機關的負責人對預防村干部職務犯罪各抒己見，提出了對策。

　　李多吉說，村干部行使著和國家干部一樣的權利，而且分布廣泛、數量多，與人民群眾接觸最直接，是任何一級國家干部都無法比擬的。只有用好、管好、教育好村干部，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才會有保障。因此，要對村官、重點工程建設項目、村級財務建章立制。財務管理、紀檢、監察等部門應經常加強對村社財務的監督，做到收支統一管理，嚴格審批，合理使用。此外，還要落實政務、村務雙公開制度，從根源上鏟除滋生腐敗和犯罪的土壤。

　　李偉說，預防村官職務犯罪，還要及時將土地補償款納入財務統一管理，實行征地款專戶管理制度。通過定期審計和村干部離任審計等各種方式，保證村級集體資金的健康運行。

　　孫向東建議，應進一步完善農村民主制度，加強對村委會的民主監督，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充實農村干部隊伍，以改變目前農村干部年齡漸趨老化、學歷偏低、地域化及其他難以適應新形勢的現狀，以提高農村干部的整體素質。

　　李繁榮則告訴記者，農村職務犯罪預防工作涉及面廣，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構筑政府與有關部門多方參與的預防體系。而眼下急需解決的兩大問題是：首先，要加強對農村資金的分類管理，切實解決村干部犯罪資金性質難以界定，犯罪案件管轄權不明等問題，以便于依法懲治村干部職務犯罪；其次，對群眾比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征地補償、建設項目等重大事項，有關部門要認真履行對村民的告知義務，及時公示，使村里各項收支處于群眾的監督之下，給群眾以明白，保干部以清白。(本報記者 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