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體需要一個集中自己意見的對話機制，一旦“金磚四國”對話機制形成，就會吸引更多新興經濟體加入。看來，“金磚四國”有望完成這個使命。

　　自“金磚四國”(代指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一詞2001年被“發明”以來，從未像如今這樣“炙手可熱”。本月16日“金磚四國”首腦峰會也傳遞一個信號：“金磚四國”將不再僅僅停留在“書面”，正逐步嘗試搭建具有一定操作性的“四國集團”(G4)對話機制。

　　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為新興經濟體展開較深層次的溝通與合作提供了機遇，而世界經濟秩序話語權也可能因此悄然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地位的凸顯，是以“七國集團”(G7)為代表的西方發達經濟體無法獨力解決危機為重要背景的。但G20機制明顯存在著議題散、協調難、利益雜、制衡多的難題。在全球經濟復蘇跡象顯現的背景之下，創建新興經濟體國家主導的“四國集團”(G4)對話機制意義深遠：這有利于增強新興經濟體的聲音和影響力，促進國際經濟體系走向公平與合理化。

　　從歷史上看，經濟危機都是形成G7與G20的重要背景。上世紀70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接連發生經濟危機，為共同解決世界經濟和貨幣危機，1975年7月法國首倡召開法、美、日、英和西德5國參加的首腦峰會，這就是G7機制的雛形；1999，為防止類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重演，G20正式走進世界經濟舞臺。

　　當今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確還缺乏一個新興經濟體主導的內部對話機制。從過去的經驗看，在協調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立場、整合內部資源、推出共同政策方面，G7機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自去年備受關注的G20，代表了發達國家和重要新興經濟體的對話機制，G20的地位由于這次危機才得到凸顯。很顯然，新興經濟體也很需要一個集中自己意見的對話機制。而一旦“金磚四國”對話機制形成，就可能吸引更多新興經濟體國家加入，這個對話機制也就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由此看來，最具代表性、最具發言權的“金磚四國”，有望完成這個使命。畢竟，“金磚四國”總面積占世界領土面積的25%，人口超過全球人口的40%，經濟產出占全球比重的15%，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50%

　　目前，“金磚四國”顯然還不是一個組織，甚至還不是常見的對話機制。“金磚四國”還只是代表了發展最迅猛、但彼此關聯甚少、字面串聯甚多的“經濟聯合體”。但“金磚四國”轉型為G4的可能性已經具備：最近三次G8峰會框架之下，“金磚四國”都有過非正式的高層會晤；G20倫敦峰會召開之前，四國財長共同在巴西“協調立場”；即將召開的“金磚四國”首腦峰會則為G4機制創建開啟了可能性。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由于“金磚四國”各國國情復雜、價值觀不同、雙邊關系不對等，G4將很難發揮較強的政治影響力，更多只具有象征意義。但在經濟領域，類似G7和G20機制的經驗，都對“金磚四國”轉型為G4具有很強的借鑒性。在全球經濟逐步走入“后危機時代”之際，將“金磚四國”轉型為G4，使其進一步發展成新興經濟體內部的對話機制，已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毛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