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6·5公交事故”之后，輿論反思隨即展開，相關焦點聚集在圍繞事故發生的原因分析以及如何遏制事故再度發生的各項建議上。

　　然而這些天卻是公交車“火勢不斷”。6月7日，廣州一公交突然冒煙，乘客逃生不當，慌亂中一前排乘客被擠倒并被后排的逃生者踩傷。6月13日上午，深圳一輛320路公交大巴突然在行駛過程中自燃，整輛大巴車被燒成“鐵骨架”。

　　這般警報頻傳，又讓我們難以期望“成都6·5公交事故”給公共安全所能帶來的警醒。輿論在這一事件中反思說，一定要有“救生錘”。于是各地公交公司立即查漏補缺，為公交補齊消失的救生錘。可問題是，今天上午配齊了，下午又不見了。再補，再丟，何時是個頭？

　　輿論在這一事件中還反思說，一定不能再“超載”。于是各地公交公司開始限制乘客人數。有媒體報道深圳、武漢等地因為公交車拒絕超載，趕不上趟的乘客與司乘人員的沖突屢有發生。雙方都覺得委屈。評論人自然可以用一句“加大運力”來作為解決問題的治道之策。問題卻在于，壓力都集中在上下班那兩個小時，如果滿足了這兩小時的動力需要，在其他時段，運力又必然多余。矛盾呀！

　　輿論還指責事件調查遲遲沒有結果，信息披露雖然較之以往有了長進，核心的部分卻仍在“猶抱琵琶半遮面”。十天過去了，事故原因仍然是個謎。縱火說，失火說，自燃說，眾說紛紜，無一定論。面對輿論的緊逼，事故調查方卻暴出猛料，稱一“無業人員”在事發之后對媒體的暴料原來是滿口的謊言，而這些謊言嚴重干擾了公交車燃燒的事故原因調查。

　　凡此種種，事故的發生似乎難以避免。公道地講，這些事故發生的深層根源，均有著復雜的綜合因素。政府職能部門工作有疏漏，公交公司安全檢查有缺失，公民自身也多存在安全意識與基礎道德缺乏。輿論指責或批評政府職能部門與公交公司是輿論監督的應有之義。對于政府和公交公司而言，應該多一些自省，少一些指責。超載的悖論，能否以錯時上下班、適當加大運力和靈活調配運力來保障。治理超載的執法能否日常化，使市民的抵觸情緒逐漸減少。救生錘配而復失，公交公司能否在足以保證救生的情況下以鐵鏈等物固定，或像海口一些公交公司一樣配備粗陋、笨重而不失實用的土制救生錘，較之價格不菲的精良小錘，乘客很難產生“順”走這些“土錘”的欲望。現場見證人撒謊干擾調查，也可通過證人證言和現場物證的相互印證來排除。言辭證據在今天早已不是事故調查的“證據之王”，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客觀的科學鑒定。一個證人的謊言確會干擾調查，但卻不應成為長期干擾調查的阻礙，否則，就會反省調查本身是否出現了問題。

　　根據“破窗理論”，沒修復的破窗，將導致更多的窗戶被打破。反思頻頻發生的公交大火，不是要政府、公司與公民之間相互指責。在我們這個“民以吏為師”有著深遠傳統的國度里，政府的自省和自責較之公司自省，更為重要。(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