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玉嬌案一審結束。鄧玉嬌行為屬防衛過當，且鄧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又有自首情節，所以對其免除處罰。

　　看著鄧玉嬌牽著母親的手走出法庭的照片，心底涌起某種柔軟的東西，輕輕裹挾著理智，不讓淚水流出。在鄧玉嬌案發生后的每一天，相信每個關注她命運陡轉巨變的人們，思維都在隨著輿論的泛起和跌落，做著不規律的思想運動。如今，鄧玉嬌走出了法庭，回家繼續她的青春生活。有人歡呼這是民意、輿論的勝利，有人歡呼這是法律的勝利，也有人非常“理性”地說這是一次輿論審判，很“悲哀”……

　　對于鄧玉嬌來說，一個普通的女孩子，原本平滑的生活軌跡突然遭此惡變，不說罪名將成一生的背負，不提案底將伴隨身份而行，就說心智遭受這樣的刺激，難免會遺留一生難掩的心理陰影；對鄧貴大而言，身亡家破，背負一世罵名，遺留妻兒遭受世人指摘，一個家庭淪落谷底；對黃德貴而言，仕途終結，名聲敗壞。雖系自取，也令人嘆息；對當地警方而言，公信缺失，警威受疑……夾雜于公務行為和私體行為的這起事件，有著太多令我們反思的道德、行政、公權倫理的狹偏，隱見一地社會生態的皴裂。

　　對于事件之外的公眾，我們每一個人則因這起案件的雜亂，誕萌了視角紛異的思想之花。在善惡是非、法律人情的論辯之中，把我們自己一個個拴在了這根鏈條上。因為我們發現，在類似特定的相對強弱對比環境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是鄧玉嬌，因此我們關注鄧玉嬌的命運，實際上是關注我們自己的命運。偶有“理性”辨析鄧玉嬌就該以故意殺人入罪者，往往墮于網絡口水和板磚之中。正因為這種人人“鄧玉嬌感”，才使得民意逐漸歸一。這不是民意企圖超越法律，而是換位思考，在自己面對強勢和暴力時條件反射般的自保行為，在法律上究竟會否得到保護。人們希望從鄧玉嬌案看到相應的判例，因此都從利己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至于民意對警方辦案的洶謾，除了能分明看出公眾對法律執行者在事件處理上的程序和細節不滿之外，也能看出公眾對提訴罪名的敏感。這起案件被警方初始以“故意殺人罪”后改“故意傷害罪”提訴，并把防衛過當情節給予認定，其實這在法理上符合我國刑法的規定，在法條上來說是無可挑剔的。但這個罪名的提訴，令部分公眾在“故意”和“防衛”的字眼變換上產生了意識上的反感和誤解。所以，有人就此撰文認為警方最后依然是在“耍花槍”，依然是在故意將“故意”犯罪的帽子扣到鄧玉嬌的頭上。這里，讓我們看到了普法的脫節，也同時看到了人們對法條的期待仍有很大的空間。

　　孫志剛事件讓“收容”進步為“救助”,讓我們有理由期望，社會能因鄧玉嬌案有些許改變。這不單僅是湖北地方連續出臺公務員娛樂禁令這么簡單，而應更廣范圍地思索公務行為、行政作為、執法行為的現實生態，以這起“突發”事件引發的社會效應彌補公權鏈條的諸多豁漏。更或者，應當梳理相關法條的罪名術語與字眼，做出更適應公眾心理與認知的些微調整。

　　鄧玉嬌案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悲劇，它本不該發生。既然已經發生無法挽回了，那么就應該以社會的哪怕星點的進步來作為補償。 (遼寧 柔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