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行事邏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鮮見：一個派出所，因為辦公樓落成，便張燈結彩搞起慶典，順便收一收各方送上的紅包。

　　我相信他們也一定不認為這事兒有什么不妥，否則就不會在慶典現場特地擺起桌臺，專派兩名工作人員記賬數錢。一時間，前來送紅包的人竟排起了長隊。

　　我還相信這么做的絕非僅此一家，只不過安徽省安慶市宜秀區楊橋派出所不幸被網友曝光，事情一下捅到了網絡上。

　　貼出的幾張慶典照片尤其是工作人員數錢的照片，當即刺激了輿論的神經。而令我備感驚奇的，倒并非是那一個個紅包的分量。據新華社報道，這些由當地一些企業、區直機關、鎮政府、村委會等貢獻的禮金，初步統計達11.8萬元。真正讓我吃驚的是，在基層，什么時候權力已經變得如此明目張膽，明火執仗？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發生在安慶楊橋派出所的這樁紅包事件，就絕不僅僅是一件簡單的丑聞了。

　　人們聽說過以公權謀取私利的種種行徑和手段，但大多是悄然進行，因為他們也知道這種事情端不上臺面，只能躲在暗處心照不宣地交易，終歸還是要讓潛規則潛在水面下。比較而言，楊橋派出所紅包事件之奇特，則在于它竟毫不遮掩，以一種赤裸裸的姿態出現。

　　是的，與其說這里折射出的是權力的傲慢與驕橫，毋寧說是權力的悠然自得。持有公權的人享受權力帶來的好處已經到了習以為常的地步。他們認為，這就是理所應當，沒有什么不妥，所以才會在慶典現場“正大光明”地一一數錢。這種麻木的心態，遠比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驕橫來得可怕。

　　這種心態是否在當下普遍存在？或許正是楊橋派出所的紅包事件拉開了一道口子，讓人們窺見實情。

　　有理由相信，主事者其實未必是“腐化分子”。據媒體報道，有知情者稱，楊橋派出所52歲的所長陶國清很“優秀”，2007年還曾因與歹徒進行殊死搏斗榮立過個人二等功。一位網友自稱是現場負責記賬收錢的女警，發文辯解說，這位“和父親年齡一樣”的所長，“被工作磨得兩鬢花白”，自去年辦公樓開工以來，便“以所為家，以工地為家”。

　　甚至，聽說派出所還為這些收受的禮金開具了收據，至少說明這筆錢并非中飽私囊。那位所長解釋說，楊橋派出所財政困難，希望能通過社會捐助解決新樓建設資金缺口。于是，被網友們戲稱為“紅色罰款單”的請柬，被一一分送到公安系統各單位、區直機關以及當地企業和村委會等100多處。“捐助”變現為慶典上的禮金與紅包。

　　看到這一切竟然由一個國家執法單位在鑼鼓喧天中不以為意地公開進行，刺痛我的已經不是驚訝，而是悲哀。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這種不以為意、習以為常已經潛入那些人的思維，蠶食和混淆了是與非的界線。即使是那樣一位“優秀”的執法者，原來也并未真正領悟法治的精神，并不明了權力的邊限在哪里。相比那些悍然攻破權力邊限的驕橫者，那些偷偷摸摸的權錢交易者，也許，對這個國家而言，這種從思維深處對法治的忽視、蠶食和混淆，是更加可怕的危險。

　　那位自稱當事女警的網友還辯解道，前來道賀的，相當一部分是“各兄弟單位”的人，與派出所并無利害關系，只是因為對派出所艱苦的辦公條件“看不過去”。幸好，一些網友給予了毫不含糊的、吻合于法治精神的回擊：這些“兄弟單位”的禮金難道不是納稅人的錢嗎？納稅人的錢就可以毫無顧忌地被用來為“兄弟單位”之間增進情誼禮尚往來嗎？

　　上級部門迅速進行了查處，禮金已被悉數退還，安慶市公安局也緊急部署開展針對性的專項整治行動，下發了《關于嚴禁借用慶典的名義收受禮金的緊急通知》。

　　事情似乎就這樣畫上了句號。但我企盼，那些當事或未當事的人，從這起風波里學到的，應當是對法治要義的領悟，而非上級傳達的禁令。否則，這個國家通向法治的道路將依舊步履艱難。(包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