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問】資金源自何處？會不會為贊助商代言？

　　鄭新立：新智庫要用新機制。我國研究機構多設在黨政機關內部或由國家財政供養，國外則是由民間資金贊助。國外同類機構的運作經驗值得借鑒，在美國，單是洛克菲勒一家每年就支持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7000多萬美元。國經中心創立時，財政撥了500萬元開辦費，以后就不管了。所以我們成立了基金董事會，負責籌資，已吸納20多家央企，國內企業現在有熱情也有能力扶持民間智庫。將來還要吸收民營企業、跨國公司加盟，確保基金來源多元化，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贊助方的影響，也不會為哪家企業說話，而且我們的成員跨部門、跨區域。總的目標是籌資規模達到5億元，全部市場化運作，不用國家一分錢，這有利于保持中心研究的獨立性。

　　【四問】成員多不在職，會不會“級別很高，組織松散”？

　　鄭新立：我們的研究人員分三類：一、在編坐班，是核心層，通過網上招聘，門檻很高，但報名很踴躍，這也說明國經中心的吸引力；二、坐班不在編，包括已退的省部長、司局長，以及高級研究員；三、不坐班不在編，主要是社會研究力量，中心請他們完成相關課題，付一定報酬。

　　近3個月來，國經中心在經濟研究、咨詢交流、國際合作、信息服務方面開了個好頭，運行順暢，看不出哪里“松散”，大家干勁很足。每周就某個當前經濟熱點開一次學術討論會。除了直遞中央的《要情》，我們還編印《研究報告》、《信息反映》、《智庫言論》等專刊。現已送上去十幾份研究報告，如綠色復蘇、擴大出口渠道等課題成果都引起中央重視。

　　全球智庫峰會是國經中心成立后首次大型對外活動，議題由理事會一致商討拍板。目的是匯集全球知名智庫，群策群力，深入探究金融危機發展趨勢及恢復世界增長之道。這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新智庫的一次機會。

　　【五問】國內智庫與國外智庫差距在哪里？

　　鄭新立：告訴你一個數字，全球智庫約6000家，其中近1800家在美國，而“旋轉門”機制，是美國智庫的一大特色。

　　所謂“旋轉門”，即智庫成員的身份在政要與研究者之間變換，有人甚至“旋轉”兩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庫成為給政府培植、儲備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發達國家智庫的社會能量相當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學界，對政府決策、公共輿論有直接影響力。在美國，每逢重大政策的決斷，一般是智庫先提建議，然后是媒體討論、國會聽證，最后政府采納，智庫的參與度、公信力都很高。

　　智庫在對外交往中也有特殊作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就有多位擔任過駐外大使，積累了深厚人脈，在世界舞臺往往左右逢源。智庫的聲音有時更具說服力，而中國多年來缺少政府之外的智庫與國際智庫溝通，急需建立這一全新的公關渠道，塑造中國軟實力，掌握國際話語權。

　　【六問】理事會對國經中心的期望是什么？

　　鄭新立：以我來說，我的心愿是把中心打造成世界一流智庫，為中國的智庫建設作出有益探索。當前，應對危機不僅需要政府通力合作，也需要各國智庫的頭腦風暴。正如本次全球智庫峰會的主題：“共享人類智慧，共謀全球發展”——這是智庫理應承載的責任。(記者 龔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