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模式的弊端，在于堅持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標準就是不應該一體化，堅持歧視與二元化。通過量化改革，享受更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標準的絕對人數增加了，或者還會繼續增加，但基本面上的群體間待遇不公正沒變，甚至被不斷強化

　　包括上海市在內的許多城市，不斷在戶籍改革措施上表演著自己的精明，以及冷酷。譬如強調，在持有居住證滿7年，并符合穩定居住就業、參加社保、依法納稅、能力水平、誠信記錄等一系列條件后，可申請入上海籍。其精明之處，在于量化能夠滿足既定標準者入籍后對于地方公共財政的貢獻價值，應遠過于入籍后、他能夠平等享有的市民待遇價值，允許其入籍，就是允許公共財政增加收入、防止公共財政收入源逃離。

　　理論上可以說，入不入籍也沒什么，上海人、湖北人、四川人、山西人、新疆人、西藏人，統統都是中國籍公民。實際上卻不能這樣說，在上海，或者在其它一些地方，能否享有較好的公共服務、公共保障，甚至是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一些公共服務、公共保障，往往決定于是否擁有地方戶籍，彼時中國戶籍的含金量未必高得過一張“過期的船票”。

　　說戶籍歧視、戶籍二元化，其實就是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歧視或二元化，結束了后者，前者便只具有象征意義，甚至連象征意義也會隨同消亡。真正的戶籍制度改革，無論國家層面或地方層面上的戶籍制度改革，必然為在一體化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體系方面的改革。

　　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體系一體化的兩大內涵，一則為全覆蓋，全體社會成員依照相對公平的標準承擔各自義務，亦依照相對公平的標準享受服務與保障；二則為通過財富的二次分配實現共同發展，通過向弱勢群體的適當傾斜實現共同受益、起點公平，以強化保障功能、保持社會和諧。

　　由此決定了，任何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戶籍制度改革，必然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全覆蓋與財富二次分配的改革，其特點是公共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增加投入、承擔責任，實現不同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標準之間的無縫對接。例如浙江省嘉興等地試行使居住證與社會保障、就業、居住、子女就讀、計劃生育等掛鉤，讓持證者享受一定的當地市民待遇和優惠政策，其思維理念、路徑設計便值得期待。縱然也不是要在頃刻之間實行完全的一體化，至少，是力圖在越來越多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環節上實現一體化，實現全覆蓋以及財富的二次分配以扶助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和諧，這就是質變。循序漸進，未來的、完全的一體化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體系可期。

　　上海模式的弊端，在于堅持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標準就是不應該一體化，堅持歧視與二元化。通過量化改革，享受更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標準的絕對人數增加了，或者還會繼續增加，但基本面上的群體間待遇不公正沒變，甚至被不斷強化。不要指望這樣能實現“所有愿意獲得本地戶籍的國民，都可以入籍”，因為其制度核心是入籍者為公共財政做貢獻、防止能夠為公共財政做大貢獻者逃離，而不是為了公共財政承擔更大、更多的責任以逐步實現全保障、實現財富的二次分配，不是為了更多、更好地扶助草根市民、特別是弱勢群體，他們之中的相當部分人，只能一直將歧視與二元化的枷鎖頂下去，此為方向性錯誤，根本沒有未來可期。

　　在不能立即實現完全一體化的前提下，先行給予部分對地方公共財政有大貢獻者完全的市民待遇是可以的，但必須建立在已經開始、并正在大力推進的一體化改革的基礎上，要咬定一體化改革的主方向不動搖，而絕不能用精明算計取代共同受益的發展方向。

　　許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