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政府法制辦就“廣州市社會急救醫療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二次征集民意。該意見稿明確:任何人發現需要救援的傷病員，應當向“120”或附近醫療機構呼救;社會各部門、單位和個人接到呼救信息時應當及時給予援助;對醫療機構見死不救的最高罰款從1萬元提高至2萬元(6月21日《新快報》)。

　　近年來，媒體關于醫院見死不救的報道屢見不鮮。在人們看來，醫生們之所以會不顧作為醫者的職業操守，一再沖破道德的底線，其中一個最為關鍵的原因，就是市場化所帶來的利欲熏心已經讓少數昔日的“白衣天使”變成了冷漠的賺錢工具。因此，輿論紛紛建議，對于醫院和醫生的見死不救行為，國家應該盡早進行立法。

　　然而，對于此類的立法，我們究竟該把握住一個怎樣的度呢?對于醫院見死不救這種貌似道德或是職業操守的問題，我們是應該采用寬松的道德立法，還是嚴厲的刑事立法呢?

　　在我國，道德立法這一說法雖然還沒有明確見諸于官方口徑或法律文書之中，但是，在立法實踐中，它卻早已被廣泛使用。規定對見死不救的醫院進行罰款，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道德立法。

　　光憑道德立法能否遏制住醫院見死不救的行為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道德立法并非對所有的道德問題都適用。對于一些社會危害不是很大的個人道德行為，道德立法可以發揮出比宣傳說教更為有效的作用，但是對于那些已經成為一種集體性行為且具有嚴重公共危害的道德問題，顯然是不可能有太大功效的。醫院如果見死不救，不僅事關一個龐大群體的形象維護，而且涉及到一個個生命個體的存亡，因此，這已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個體道德問題，而是一個上升到公共領域的集體道德問題。另一方面，醫院見死不救還有可能越過“救死扶傷”的道德界限成為一種純粹的犯罪行為。在法律上，醫院或醫生見死不救，至少可以與三類違法行為聯系起來:一是有可能違反商業合同，構成詐騙罪;二是有可能違反執業醫師法，構成瀆職罪;三是有可能違反刑法，構成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罪。因此，如果僅對醫院或醫生見死不救的行為進行經濟上的處罰，而不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不僅不利于遏制這種行為，而且有可能放縱醫院或醫生的違法行為。

　　總而言之，整治醫院見死不救，不能止于道德立法，而應該強調追究違法者的刑事責任，唯有如此，才不至于讓生命和法律在區區數萬元的罰款面前失去其至高無上的尊嚴。莫言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