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戰(zhàn)爭已經(jīng)過去30年，兩個國家和民族也開始嘗試重新建立友好關系。這一年，離開故鄉(xiāng)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親眼看著親人把自己的靈位撤掉。親人替他在日本的醫(yī)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萬日元，但他拒絕了。

　　“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比日本長，我要回中國。”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濟南。他給自己家?guī)Щ貋淼模�是一臺別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電，卻掏錢買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圖書，一個心電圖儀，捐給了濟南的圖書館和醫(yī)院。

　　到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與濟南市結成友好城市。作為中間的牽線人，山崎宏自己掏路費，頻繁往返于兩座城市之間。當時，他為此給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寫過信，首相后來給他回信，送給他手題的“大道無門”4個字。

　　他開始被媒體所關注。記者來采訪，這個沉默了30多年的日本老人終于開口表示，“贖罪的想法一直在心里”。

　　從那之后，直到失聰前，山雍蘊經(jīng)常聽到父親跟人說起“贖罪”兩個字。到現(xiàn)在，他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了，但還是經(jīng)常用嗚哇嗚哇的聲音嚷著“為人民服務”。

　　在診所辦公桌上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壓著一張紙條，紙條上的字是他自己寫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最高的美德。”

　　歲月開始吞噬他的記憶。他已經(jīng)記不清這句話是誰說的了。一起忘記的也許還有很多事情，他當年在軍隊里看見了什么，他怎樣挨過了逃難的日子。不過，只要有人問起，他還是會用含混的聲音說：“日本曾帶給中國人民太多的災難，我要盡一點力來贖罪。”他并不知道自己回答的聲音很大。

　　這個日本老人始終相信，贖罪的方式，是“多給中國人做些好事”。

　　有些好事簡直微不足道。從1980年開始，他每天清掃自己新搬進的樓房3層以下的樓道。后來，同一座樓的老住戶都陸續(xù)搬走，換成了來來往往的租戶，他也從不間斷。幾年前，他終于掃不動了，于是，這項工作由女兒山雍蘊接手，直到今天。

　　診所主人劉謨桐回憶，在他晉升副高和高級職稱時，必須學習日語。剛認識不久的山崎宏熱心輔導了他，卻分文不收。等他帶著禮物去感謝時，山崎宏拒絕說：“你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前，這個日本老人，也分別給山東大學和山東師范大學的學生教過半年日語口語，同樣分文不取。

　　每年，山崎宏都會收到日本政府發(fā)給老人的一筆養(yǎng)老金，折合人民幣一萬多元。他幾乎每次都以各種方式，把這筆錢捐出去，捐之前“從來不跟家人商量”。

　　這個習慣至今都改不掉。一年多以前，汶川地震發(fā)生的第二天，街道辦事處還沒來得及組織為災區(qū)捐款，他已經(jīng)去當?shù)氐募t十字會捐了3000元，并拿著報紙，指著新聞告訴女兒“要捐款”。后來診所集體捐款時，他又捐出了1000元。

　　70多年時間過去了，這個日本人在異鄉(xiāng)從年輕變得老邁，幾乎經(jīng)歷了這個國家的每一次大小變化。他經(jīng)歷了“文革”，但這個“一心只想著上班”的人并沒有被人批斗。只是有一次，醫(yī)院里有人故意把“打倒少奇”寫成連筆，看起來像是“打倒山奇”，讓他覺得難以接受。

　　而自己的國家，對他來說已經(jīng)逐漸陌生。在辦公桌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壓了一張房地產(chǎn)海報，上面印著大大的兩個字：“望東”。以前每到元旦的時候，山雍蘊都要幫父親給一些日本的親友寄信，但從幾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老同學、老同事們，都已經(jīng)不在了，許多年輕人，說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場戰(zhàn)爭。

　　但在山崎宏這里，贖罪仍沒有結束，除非到他死的那天。

　　這個時常望著東方的人，決定不回去了。因為朋友和政府都挺照顧，他“挺滿意，死了以后就不回去了，永久留在中國”。

　　不過，生前“一輩子為人民服務”的人，不想讓自己死了只剩一把灰。他決定捐出自己的身體，這樣，在“等死”的日子里，就不會覺得“活著沒意思”，而“死了以后還是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