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十次防務磋商昨天閉幕。兩天的“促膝交談”對于改善中美軍事現狀、增進中美軍事交流具有怎樣的意義？

　　兩軍關系重回正軌

　　始于1997年的中美防務磋商此前已舉辦過九次，不過這一次磋商應該算是比較特殊。一者，這是中美軍事交流中斷18個月后的首次重啟，也是奧巴馬就任總統后中美軍事領域最高級別的會晤；二者，在朝核問題出現波折、中美艦船在南海屢次發生對峙的大背景下，此次磋商備受各方關注。

　　眾所周知，在中美交往的各領域中，軍事關系是最敏感也是最復雜的，雙方因互信不夠在交流中存在很多困難與障礙。在各種雙邊對話形式中，防務磋商是表現雙方關系層次較高的一種形式，也是增加互信的有效途徑之一。雙方在本次磋商中就中美兩軍關系、當前國際和地區安全形勢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了看法，探討了進一步加強兩軍交往的原則和方式，并重申了各自的立場。

　　如何看待這次會晤取得的成果？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指出，首先，此次磋商的順利舉行意味著中美軍事關系重回正軌，修復了兩國政治經濟不斷前行軍事卻滯后的不平衡格局。其次，在探索兩軍關系如何超越階段性而走向相對穩定上邁出重要一步。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副會長潘振強認為，此次磋商對于穩定中美關系，推動兩國朝合作方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潘振強看來，中美“合作”包含三個不同層面的內容：一、對于共同利益，雙方應該積極配合、互助互惠；二、對于不同利益，須加強磋商，達成共識；三、對于利益沖突，須建立危機控制機制。

　　據悉，中美在今年年內還將實現最高級別的防務互訪。袁鵬表示，軍方高層互訪在布什時期實為罕見，此次如果能夠成行，將是一個重大突破，是對“共同努力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這一定位的充實和落實。

　　激活預防危機機制

　　在此次會談中，中方就美國艦船在中國專屬經濟區的偵測活動闡述了立場。雙方同意于今年晚些時候在北京舉行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專門會議，來解決海上軍事安全問題。

　　其實，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早在克林頓時期就已建立，但一直運行不暢。如今，時隔十多年，雙方才決定舉行專門會議，對于沉睡多年的該機制終于被“激活”，專家都持積極看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亞太安全與合作研究部主任沈世順表示，今年以來，海上是非不斷，舉行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專門會議，表明中美雙方已經認識到解決問題的緊迫性，同時雙方也找到不利于兩國關系及地區穩定的潛在沖突點并由此入手，這對維護中美海上安全與利益乃至亞太地區的穩定，避免爆發沖突是有利的。

　　袁鵬認為，在兩軍最可能出現問題、最易發生擦槍走火的區域就啟動磋商機制達成共識，說明雙方都具有一種“防患于未然”的意識，“懂得對于危機，重要的是預防在先，而非解決在后” 。其次，比起已經建立的中美軍事熱線及常規化的防務磋商機制，這一機制的功能性及實用性更強，尤其是提供了另一條危機預防的管道。

　　潘振強也認同該機制務實積極的一面，但同時指出，磋商必須在“尊重、互信、對等、互惠”的原則基礎上進行，“屬于雙方的共同機制不能到頭來完全為美方一方服務”。

　　何為“新的正確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代表在會晤中提到，“奧巴馬政府正在試圖為兩軍關系開辟新的正確方向”。

　　此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財長蓋特納等美方政要密集訪華，人們似乎看到美國對華態度在發生微妙的變化。那么，在未來對華軍事關系上，奧巴馬“新的正確方向”究竟有什么內涵？中美雙方又應如何定位新時期的兩軍關系？

　　沈世順指出，防止核武器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是奧巴馬上臺后一直秉持的主張，如提出“無核世界”及與俄羅斯磋商核裁軍問題，因此，希望在全球性事務中獲得中國的合作，尤其是加強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是奧巴馬政府期望開辟的兩軍關系“新方向”。本次磋商中，雙方就亞太安全形勢、反恐、朝核、伊朗核、核裁軍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袁鵬認為，兩軍關系應該符合兩國政治的發展。在倫敦金融峰會上，胡錦濤與奧巴馬會晤時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無論是希拉里提出的‘巧實力’外交還是眼下進行的軍事互動，都應以此為準繩。”此外，從軍方本身來看，現任國防部長蓋茨與前任拉姆斯菲爾德有區別。拉姆斯菲爾德割裂軍事與外交，蓋茨則認為軍事與外交應該相配套，軍事要服從外交的布局。

　　潘振強表示，必須肯定美方良好的意愿，但是如何化為行動則更重要。軍事交流須有政治基礎，而政治基礎的關鍵在于互相尊重，即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與關切。“一些問題的確可以暫時擱置，但如果對方不改變自我中心主義，并且言行不符，將不利于兩國的合作。”

　　“中美軍事關系的道路還很長，若要向著‘新的正確方向’前進，雙方還需加強互信、共同努力。”潘振強強調說。(駐京記者 廖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