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日，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助理袁鐘一直關注南平醫鬧事件的走向，其中發生的諸多極端現象讓他非常憂慮。袁鐘認為，醫生安全行醫的基本權利要得到嚴格保護，不能縱容任何人肆意沖擊醫院秩序，威脅醫生的安全。同時，他提出，“醫鬧”事件反映出，現有的醫患糾紛解決渠道已經壞死，根本起不到解決矛盾的作用，必須盡快找到醫患雙方都認可的新辦法。否則，醫院無寧日，患者沒好處。

　　 袁鐘說，醫生和患者應該是同一戰壕的戰友，他們共同的敵人是病魔。正是依靠彼此的信任和合作，人們才能夠去病除疾保持健康；正是依靠著彼此的信任和合作，醫生才敢冒險嘗試新的治療方法，醫學才能不斷地前進。然而，現狀卻是：“戰友”反目成仇、怨聲載道。醫鬧的頻頻出現更是顯示兩者間的裂痕已經達到了何種地步。

　　不過，無論醫患矛盾多么深，袁鐘都不認同楊俊斌家屬的做法。“這是基本底線問題！”他說，醫生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脅，正常的行醫得不到保證，事實上侵犯了其他患者就醫的權利。“一有矛盾，就擺花圈、設靈堂、圍醫院、打醫生，這在一個法治社會怎么可以想象？！”

　　他認為，醫鬧會極大地傷害醫生的感情，也會扭曲他們的職業行為，從而給大檢查和防御性醫療留下空間，也阻礙醫學的探索精神。“那樣的話，中國的醫學水平將退步，醫療費用卻會飛漲。”

　　盡管袁鐘不同意醫鬧的做法，但他也覺得，當前合法的醫患糾紛解決渠道有問題。據了解，2002年9月1起實施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是目前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及醫療事故賠償處理的唯一法律規范。該條例雖將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主體由原來的衛生行政機關改為了后來的醫學會，但是鑒定的客觀性、公正性依然備受質疑。

　　袁鐘說，醫學會雖屬獨立社團法人，但還是和醫生脫不開干系，難免有“自己給自己鑒定”之嫌。其次，鑒定專家、鑒定過程的不公開，更是加重了人們的懷疑。常出席鑒定會的醫學專家，自身也會遇到醫療糾紛被人鑒定，正所謂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難免促成與人方便與己方便的潛規則，患者的利益則被犧牲了。

　　在南平醫鬧事件中，楊家家屬典型地體現了對醫療鑒定的不信任。雖然院方無數次要求走正常程序，但是楊家都堅決給予拒絕。“不能不說這種拒絕背后還是有復雜背景的，并不完全是蠻橫不講理。”袁鐘表示。

　　大多數患者認為，現在的鑒定工作效率頗低，一般人都是等不起的。一個醫療事故的技術鑒定結論出臺，需經歷提出申請、抽選專家、召開聽證會、做出結論等一系列過程，怎么快也得好幾個月以上。如果某一方對結果再提出異議，那解決爭端的日子就更遙遙無期了。

　　針對此種情況，袁鐘建議，一方面要改革當前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使之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另一方面也要盡快完善醫療責任保險，從而為管理醫療風險、緩解醫患矛盾、解決醫患糾紛提供新的途徑。這已成為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解決醫療糾紛的功能顯著。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卓小勤對南平醫鬧事件的關注和袁鐘略有不同。他更加注意政府各部門在其中的表現。卓小勤說，政府在南平醫鬧事件中的做法，尤其是一開始的處理，是飲鴆止渴。

　　他認為，警方開始基本上是不介入，說是維持現場秩序，實際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后來市政府領導出面，讓醫院賠錢，讓家屬撤走，也沒理清是非，結果又造成醫生集體上訪。為了穩定放棄法律原則，給雙方的信號都不好。“對病人來說，一鬧就有錢，小鬧給小錢，大鬧給大錢，那誰不鬧、誰不往狠里鬧？對于醫院來說，政府既不保護他們的合法權利，也不細察他們醫療行為的責任，給錢就擺平，那么這種導向又會生出什么樣的后果？”

　　卓小勤說，目前各種因素使事情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如果政府不能切實負起責任來，建立合理、有序的規則，明確三方責任以及發生矛盾后各自的行為規范，那么惡性事件必然“按下葫蘆浮起瓢”。“這也是擺在醫改面前實實在在的難題。人的問題比錢的問題還要難辦。”

　　他認為，政府、醫院和患者都有一個重塑形象的問題，“現在最寶貴的彼此之間的信任已經遭到了嚴重損害”，沒有信任將放大分歧，激化矛盾，容易走向極端。

　　南平醫鬧發生后，中國醫師協會很快聲明，對受到傷害的醫務人員表示慰問，譴責針對醫務人員的暴力行為。該協會會長殷大奎曾對記者表示，處理醫療糾紛，工夫在糾紛之外。中國醫師協會正在努力作醫學科普和醫生人文素養培訓。

　　“醫學是個高風險的事情，也是一個有局限的事情。不是說你把錢堆上去，病一定就能治好，人一定就能救活。”殷大奎說，希望公眾能夠更加了解醫學的局限性，“醫生，醫生，為什么不叫醫死呢？就是要把病人醫活。但是，醫生不是神仙。現在，世界上的誤診率大概有20%~30%。”如果楊家家屬了解這些情況，或許能夠在發生不幸時更加理智，醫鬧也就不會出現了。

　　此外，中國醫師協會在努力培訓醫生的溝通能力，教會醫生怎么平等地對待患者，發生矛盾后怎么向患者解釋以及當患者死亡時如何告知家屬。(記者 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