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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輪沿海開發中，中國應該通過建立智庫活躍經濟外交，通過更積極的經濟外交增加其影響力

　　本刊記者/王維博 文/紀學龍

　　7月2日至4日，首屆全球智庫峰會在北京召開。作為主辦方，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還被賦予更多“經濟外交”的使命——它把30多家國際頂級智庫、100多名各國前政要、諾貝爾獎得主、全球500強CEO請到了北京。

　　峰會的主要議題是全球如何走出金融危機，恢復世界經濟增長之策。應邀人員中不僅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歐盟委員會前主席、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等各國前政要，還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桑頓、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高銳、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組織秘書長素帕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加藤隆俊、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尤努斯、蒙代爾等國際知名經濟學者人。

　　“超級智庫”亮相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成立于今年的3月20日，7月的峰會是它首次在全球范圍內亮相。人們更習慣于將其稱為“國經中心”以區別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研中心)，前者被看作民間智庫，而后者被認為是官方智庫的代表。

　　國經中心的“豪華陣容”浮出水面：理事長由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擔任，理事會成員有現任部委高官，如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和張國寶，也有來自地方、部委、核心研究部門的資深人士，如中央政研室原主任滕文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國研室原主任魏禮群、中央外事辦原主任劉華秋、廣東省原省長盧瑞華等。

　　此外，國開行董事長陳元、中投董事長樓繼偉、全國社保基金會理事長戴相龍、北大教授厲以寧、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等等也名列其中。

　　鄭新立介紹，與社科院、國研中心等長于經濟理論、國內經濟研究不同，國經中心顯然更注重國際經濟，結合國內經濟走向展開對策性研究，而眾多在部委擔任要職的官員則可以把握火候將研究成果直接報送中央高層。

　　除豪華陣容和特殊定位外，國經中心備受矚目的是其“民間色彩”。

　　鄭新立說，新成立的國經中心在資金來源上，除財政撥款500萬元開辦費外，還以基金董事會的形式吸收國企、民企、外企等資金，以保障資金來源的多元化，盡量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贊助方的影響，也不會為哪家企業說話”。

　　一個現象頗具意味，為突顯這一“民間”色彩，此次峰會的舉辦地點既不是傳統的國務院大禮堂，也不是“老面孔”釣魚臺國賓館，而是在更具商務與外交色彩的中國大飯店。

　　但此舉絲毫沒有降低此次峰會的“規格”，7月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中南海會見了出席“全球智庫峰會”的主要外方代表，而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則親自出席開幕式并致辭。

　　長期對智庫研究，同時也是一家民間智庫負責人的仲大軍認為新亮相的國經中心依舊 “官方”色彩濃厚，“籌集的大多是國有資產，從人員到模式和社科院并無區別。”仲大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峰會上聲音眾多，但是中國民間的智庫卻整體缺席。

　　“智囊”新嘗試

　　與日益增加的智庫數量相對，公眾對經濟學家經濟預見能力的質疑不斷升級。去年，北大某著名教授曾預測深圳房價一年內不會下降，最終登整版文章向市民道歉。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科輪集團董事長劉革新更直言：“主流經濟學家的判斷已經證明不行了，需要有一個民間獨立的機構和他們進行質詢，還要淘汰一部分經濟學家。”

　　被網友戲稱為“磚家”的智囊們，屢屢陷入其“獨立性”爭論。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看來，根據資金來源，當前中國的智庫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政府專門成立的機構；第二類是獨立經營的民間智庫；第三類是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型；第四類是掛在大學名下，由國外資金資助的智庫。“獨立性是每一家智庫所追求的，但資金卻決定了智庫所能提出的觀點。”

　　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新國際經濟項目主任杜達什在7月4日的峰會發言上認為，智庫并沒有真正的獨立可言：“在智囊團你認為自己是獨立的，但實際上你不是完全獨立的，因為智囊團也經常受制于某些利益集團。但在你能力所及的范圍內可以保持較高程度的獨立性。”

　　“民間智庫很弱小，影響力也小。人員比較少，設備也比較差，雖然有時候研究成果不錯，但是沒有市場模式，研究出來的東西沒人買。”仲大軍也深感無奈。

　　國經中心試圖做一些新的嘗新。國經中心常務副理事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在向媒體介紹國經中心時稱，美國政府很多高級官員來自于智庫，卸任后又重新返回智庫。例如，基辛格進入白宮前曾任職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而離任后又回到智庫工作。“這種政要與研究者之間變換這種模式如同‘旋轉門’，使智庫真正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學界，對政府決策、公共輿論有直接影響力。”

　　一名分析人士說，國經中心吸收了曾培炎等一批前高官，這部分人“既接近民間，又熟悉政府運作，知道決策層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