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隊支隊長白玉嶺，1988年以來多次收受巨額賄賂，在其辦理的近萬人的案子中無一起被轉為刑事案件，都是交罰款就放人，然后或藏匿或毀滅卷宗。他還涉嫌多次強奸少女、嫖宿妓女，在當地激起極大民憤。(7月9日《半月談》)

　　白玉嶺案是學者孫立平“社會潰敗”說的典型標本。在此，筆者無意去猜度當地基層權力生態，也無意去追問白玉嶺案會在當地掀起多大、多深的問責風暴。筆者想問的是，在以白玉嶺為代表的基層權貴橫行二十余年的惡劣影響下，當地公眾的權利狀況和權益空間會險峻、逼仄到何種程度？底層淪陷又將嚴重到何種地步？

　　可以肯定，白玉嶺在當地為非作歹，絕非“一個人在戰斗”：白玉嶺案發后，已有6名特警支隊干警涉案被查處便是明證。如此窩案的呈現，足證當地公安機關警種職能界定混亂、公安機關內部監督不力、有關部門包庇犯罪以致養虎為患。在這樣的執法氛圍里生活二十余年，當地公眾會形成何種審視公權力的慣性思維，會養成哪些非常態的為人處世習慣……

　　在筆者看來，較之發生在高層的窩案、串案、集團腐敗，像白玉嶺案一樣的“底層淪陷”更值得警惕。因為，基層權力的潰爛，直接影響著底層公眾社會和道德生態，而且，這樣的變化一旦形成思維定式，很難通過示范性地處理幾件民憤較大的案件，便能實現本原修復。

　　如何拯救底層淪陷，顯然應訴求于反腐體制改革。學者孫立平認為，“多年來的反腐敗，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殺雞儆猴的層面，而對于實質性的反腐敗措施，盡管從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沒有根本性的推進。”在他看來，這“體現了從既得利益出發的一種利害權衡。”因為腐敗和權力潰爛有縱橫向的關系，醫治包括底層淪陷在內的社會病灶，顯然不能滿足于查處幾個白玉嶺“殺雞儆猴”的層面。誠如孫立平先生所言，當腐敗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無可厚非的價值、一種人人欲誅之又人人欲得之的東西的時候，如若沒有更有效的反腐體制改革，白玉嶺們注定層出不窮，底層淪陷也會愈陷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