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羽：你們會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是嗎？

　　劉克崮：可以有這一項，但不是主要任務，主要任務是為政府決策服務。

　　張羽：為政府決策服務收費嗎？

　　劉克崮：不收費，但是政府如果有一些重要的課題研究，它可以通過財政，還有一些基金，還有政府的一些渠道來走課題費，這個也是可以的。

　　張羽：我知道在美國像一些超級智庫，他們為政府的專題提供研究，是收費的。

　　劉克崮：對，他給課題費。

　　牛鐵航：我們在考慮中國的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體制的時候也考慮到，也參考了國際上一些已經運行了幾十年的智庫，像布魯金斯學會也是靠自己的，它提出來三個重要的核心價值，它的智庫的核心價值，第一個就是質量，他要提供高質量的方案。第二個就是它的獨立性，獨立性又分兩部分，經濟的獨立，第二個就是所謂政治上的獨立，它的研究的獨立，經濟的獨立決定了研究獨立。第三個是它的影響力，發出來的通過一個是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另外還要通過公眾的影響力，像媒體一樣，它經常開這種類似于這樣的活動，實行公眾的輿論導向。我們都在考慮，我們也在我們的體制上也考慮，我們在經濟上也是要自食其力的，在研究上也是一個研究的獨立的東西，不是因為我們，比如說包括做咨詢，咨詢公司跟智庫是不太一樣的，咨詢公司是誰給我錢我為誰服務，為他的利益服務，我們現在因為政府是叫公共，政府代表的是公共的利益，所以我們對政府服務是不應該收費的，這是我們的職責，智庫也是這樣的，在美國的智庫里面，它的政府有些是不收費的，但是有一些是互換的關系，我們叫旋轉門關系，美國的政府每四年轉一圈，下來一大批人，又進去一批人，這批人從哪兒進呢？很多人都是智庫的，像布魯金斯學會，這屆的奧巴馬政府選進去32個人，包括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女大使蘇姍•賴斯，像駐東亞的副國務卿貝德都是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他們跟美國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

　　張羽：剛才兩位在介紹的時候，不斷舉例世界上尤其是美國一些著名的智庫，在將來我們的發展過程當中，有哪些經驗是我們要著重借鑒的，有哪些是我們中國特色，要跟他們不同的呢？

　　劉克崮：我覺得從國際上智庫辦得比較成功的，主要是美國，其次像歐洲，俄羅斯有幾家也是可以的，中國現在在國際上比較有名的屬于國際上顯眼的智庫，社科院、發展中心，還有國際關系研究院，這幾個還是比較強的，此外還像清華、北大有些中心也還是不錯，他們共同的特點，剛才我講的智庫的特點，貼近決策，它是服務于高層決策的，所以要貼近決策。第二個，是相對獨立性，它要有一定的獨立性，這樣能夠客觀、冷靜、科學，來保證它的質量。第三個，有較好的隊伍，專業的隊伍。這個專業隊伍好，再加上較好的運行機制。最后就是成果有一個把關，有一個篩選，有一個嚴格的，像工廠生產機器產品一樣，最后就是有一個他們都很重視成果的推介，就是對于高層的影響，對同行業的影響，對于議會的影響，對社會輿論的影響，所以這幾個方面是共同的特點。我覺得中國這個智庫辦起來，會與他們有一些這些基點上大體都是能夠相似的，但是中國智庫在起步的時候，我覺得它先天的特點已經形成了，就是它和官方的緊密性，從現在的成員和非官方人員的身世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它跟官方的緊密性是很強的。第二個就是它的綜合性，我們沒有那么多，國外分得很細，美國是一千多個智庫，光華盛頓就數百，那一條街就數十，它分得很細，我們的智庫總體上沒有那么多的機構，所以它的綜合性強，所以我覺得在戰略性、綜合性、角度和對策性這幾點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會有很強的特點。

　　牛鐵航：我們已經改革開放三十年了，這三十年總結出很多經驗，不光是我們的寶貴財富，也是世界上其它智庫所中意你的，到而來問計于你的財富，我們認為我們每個人，不要看他的官階大小，他每個人都是經歷了改革開放走出來的，每一步，有的人是參與了，有的人甚至是主持了，國際國內重大經濟問題的決策，這都是無形資產，這恰恰就是我們這個智庫的財富，我們今后還會按照這個路子走下去，一方面總結我們過去幾十年改革開放形成的好的經驗，然后另一方面跟國內的智庫交流、合作。另一方面，我們博采眾長，跟國際的智庫交流合作，這樣我們就有了國際視角，有了更多的新鮮的思想的火花，真正起到智庫的作用。

　　張羽：我們把眼光再放開點，看看中國未來整體智庫的一個發展走向，剛才兩位在分析的時候我注意到，其實美國主要的智庫基本是民間機構，比較多，而中國智庫在列舉的時候，主要是以官方背景的比較多，當然我們這個超級智庫是注冊成民間社團了，是不是未來中國智庫的發展方向也是會有打響的民間智庫涌現出來呢？

　　劉克崮：我剛才說了，國際上大體的模式可以大體分三類，一類是官方，一類是民間，一類是半官半民，或者是民間的色彩跟政府貼得近一些，我覺得中國現在官方的研究系統是成型的，我們中央、省、市都有黨委的研究室，政府的研究室，也都有發展研究中心，然后也都有一個什么行政學院、黨校和社科院這些，這個體系是自上而下的，所以你把這些數字都算上來，機構也不少。

　　張羽：數量很大。

　　牛鐵航：超過美國。

　　劉克崮：因為我們的縣兩千個縣，一個縣假如說黨政加上院，不就乘三。再一個就是民間的，民間的主要是大學，主要一些大學，還有一些一般的民間的研究機構，他們做一些研究，這些往往是有一些專的，除非這些很大的大學，像北大、清華、人大有一些綜合性的。另外有一些院校好幾個中心，這些是民間的狀態，我覺得現在中國缺的就是民間的形式貼政府比較近，我覺得缺這個。你完全按內部，在機構內部，大家老百姓都能理解，他約束比較多，工資水平、內部的紀律，說話的調子，這個是要約束的。純民間，完全的民間，在中國現行的環境下，我覺得對于決策這個層次，很難發揮重要的作用，有幾點，第一，他跟高層接觸少，他不知道領導因為事情太多了，關心的事兒太多了，領導在這個時間，這個時期最關注的是哪些輕重緩急，他需要通過什么方法來研究，這是一種。第二個是信息，我們現在的信息社會化和信息本身的系統化，公開化水平不是太高，很多地方缺乏信息，社會公布的信息是不足的，有一些但是它不充分的信息，有時候就內部使用，一個內部部門有內部的，因為他覺得公布出去不把握，他就自己用，再還有一些機密的，這些東西純民間的是掌握不了的。再就是權威性，能夠動用資源的能力，一個民間除了自己的研究，它跟這個要，跟那個要，很困難，除非是網上，還得交錢，錢少了還不行。民間的方式民間的機制運作，貼政府近一些，有渠道，目標就定位服務于它，專心地做，這樣大家互相理解，有一些常規的、合適的溝通，我覺得這種機構在中國現在是最需要的，國經中心我覺得大體就是這個角色。

　　牛鐵航：中國特色吧。美國有一種說法是，第一流的人才在頭行，現在不知道了。第二流的在大學，第三流的在政府，所以旋轉，旋轉進去，旋轉出來。我們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的很多一流的人才都在跟政府的因為我們整個改革開放是我們自己走出的一條獨特的路，很多人才都在政府里面，和改革開放緊密結合產生的，所以這也是一個中國特色，中國的智庫也具有這種特色。

　　張羽：好，聽到兩位的介紹，讓我們對國經中心未來充滿了一種期待，我們期待著普通老百姓能最后享受你們智慧的成果，也讓全世界可以分享中國智慧，謝謝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