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戲劇，是新聞：

　　河南省新密市工人張海超，2004年6月到鄭州振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先后從事過雜工、破碎、開壓力機等有害工種。工作3年多后，他被多家醫院診斷為塵肺，但企業拒絕為其提供相關資料，在向上級主管部門多次投訴后他得以被鑒定，鄭州職業病防治所卻為其作出了“肺結核”的診斷。為尋求真相，這位28歲的年輕人只好跑到鄭大一附院，不顧醫生勸阻鐵心“開胸驗肺”，以此悲壯之舉揭穿了謊言。(7月10日《東方今報》)

　　其實，在張海超“開胸驗肺”前，鄭大一附院的醫生便對他坦承，“憑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塵肺”。

　　這個真實的故事令人心碎。張海超的被迫自救，更像在拿健康甚至生命冒險，賭自己沒病(肺結核)，而是社會(鄭州職防所)有病(“誤診”)。鄭大一附院的診斷也證明張海超是對的。不幸的是，由于無權做職業病鑒定，該院的診斷只能作為參考，一切還要看鄭州職防所是否會“持之以恒”地繼續“誤診”。據說，在開胸后張海超曾找過新密市信訪局，答復是他們只認鄭州市職防所的鑒定結論。

　　為維權求醫，近兩年來張海超花費近9萬元，早已債臺高筑。耐人尋味的是，張海超自知面對的是一家大企業，“我這是一個人在戰斗！”他也深信在那個企業里與他有相同遭遇的工友，還另有其人。這種“一個人在戰斗”的公民形象，其痛感之深，情何以堪。

　　具體到張海超之個案，一方面，表現為相關法律有漏洞可鉆。根據《職業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職業病診斷應當綜合分析病人的職業史，分析職業病危害接觸史和現場危害調查與評價，需要用人單位提供有關職業衛生和健康監護等資料。然而，從實際效果看，用人單位很少愿意“自證其罪”。如有醫生指出，“得了職業病，還得單位開具證明才能鑒定，說是讓高污染企業憑良心辦事，其實恰恰給企業留下了能鉆的空子”。在切身利益面前，企業良心靠不住。

　　另一方面，則是法治與社會之闕如。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類似個案時有發生？為什么自救者時常走投無路，不得不采取極端方式？為什么原本由全社會擔負的自救成本，卻要由一位孤苦無告的農民承擔？在人類還沒有完全放棄“以暴易報”的思維前，人們在張海超身上也看到了一種“讓人含淚的暴力”，一種并不施害于他人，而是加諸自身的暴力。為證明自身清白(得的是職業病而非普通的傳染病)而“開胸驗肺”，又何嘗不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殘”？

　　由此，也就需要填補相關制度漏洞，把張海超們無奈的個人被迫自救，變成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切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利益。比如，在用人單位不愿“自證其罪”的情況下，由政府相關部門或司法部門介入調查其罪，或實行“責任倒置”，并接受社會監督，使職業病患者及時進入法定診斷程序；對不嚴格依法開展診斷工作，害怕承擔責任、回避矛盾，甚至惡意“誤診”的職業病診斷機構，予以公開問責。

　　無論如何，如果惡意“誤診”能得到應有的懲罰，如果法律正義能得到有效伸張，如果相關維權制度健全、維權途徑通暢，張海超絕不至于要如此與“誤診”對賭，“一個人在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