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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又發生一起精神病人殺人案：7名村民倒在精神病人的刀下，其中5人死亡，2人受傷。

　　在此之前，昆明市曾發生精神病人駕車撞死4人、撞傷多人事件；患有旅行性精神病的導游在麗江市持刀砍傷20人事件；曲靖市一偏執性精神病患者連揮13刀砍死一個無辜村民事件……

　　將視線擴大到全國，因患精神病殺人傷人的事件更是頻頻發生。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對于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應當責令其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然而，在現實當中，由于缺乏細化措施，這一要求卻很難落實。

　　7月12日凌晨2時30分左右，云南省普洱市墨江縣發生一起殺人案，犯罪嫌疑人柯麗江殺死了龍潭鄉瓦路村大山組村民2男3女共5人，另外2人輕傷。

　　據當地警方介紹，12日凌晨3時許，墨江縣公安局接到龍潭鄉政府報案后，立即組織警力趕赴現場。上午8時04分，警方在墨江縣文武鄉文武村老畢寨將犯罪嫌疑人柯麗江抓獲。據柯麗江的家屬及一些村民稱，犯罪嫌疑人柯麗江患有精神病。

　　據柯麗江的姐姐介紹，柯麗江幾年前患上精神病，曾被帶到建水、思茅治療過，在家經常毆打父母。就在前幾天，柯麗江的母親被打后逃到通海躲避。而柯麗江的一名親戚也表示，柯麗江大概是從2004年開始出現問題的。他猜測柯麗江打父母主要是為了要錢，“但家里被他弄得一貧如洗了，后來他父親給了他100元錢，他卻把錢拿去水里洗爛”。

　　精神病人屢犯案危及公共安全

　　事實上，精神病人故意殺人或是故意肇事，給社會和他人造成重大的損失，已經不是個案。有法學專家指出，精神病人這一特殊的群體，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為社會公共安全的一個隱患，時時在威脅著他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在云南曲靖市，曾有一精神病患者賈學同尋仇認錯人，連揮13刀砍死一個無辜村民。法院審理認為，賈學同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刑事責任部分應予減輕或從輕處罰。法院一審判決，賈學同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導游徐敏超在知名旅游城市麗江古城四方街手持匕首沿路見人就捅，在半個小時的時間里，短短300米的路途中，先后20人倒在了他的刀下。中國法醫學會鑒定中心就徐敏超在作案時的精神狀態及其責任能力，作出了“被鑒定人徐敏超在作案時患有旅行性精神病，評定為限制(部分)刑事責任能力”的結論，徐敏超最終被法院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

　　昆明市政協辦公廳行政處車隊駕駛員林清旗私自駕駛單位小轎車，在交叉路口故意違禁左轉，撞倒行人后繼續行駛，最終導致4人死亡、多人受傷，該車及部分公共交通設施受損。公訴機關認為，林清旗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多人傷亡和部分財產損失，情節特別嚴重。經精神病司法機構鑒定，林清旗作案時受精神疾病影響，自我控制能力不完全，屬限制刑事責任能力，須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遂以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訴。最終法院判處其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而將視線擴大到全國，因患精神病殺人傷人的事件也是頻頻發生，其中有的是案發前沒被發現患有精神病的，有的是案發之前就一直是精神病人，有的則是曾經發案后又繼續作案的。但由于現在對精神病人的監管一直是個難題，精神病人已經成為威脅社會安全的因素之一。

　　強制治療規定如何落到實處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對于不負法律責任的精神病人，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但是，對于什么是‘必要的時候’，相關機關沒有給予解釋。由于缺乏細化措施，這一要求在現實操作中很難落實。與此同時，不少肇禍的精神病人身處農村，家境貧寒，親人無力看管，也無錢治療。”云南律師馬撈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據介紹，對于已經發案并被查辦的精神病人，法院往往判處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處罰，但對其在獄中的醫療或出獄后的監管，則未做任何強制規定；而更多尚未對社會公共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的精神病人，則基本上處于“家庭監管”的狀態。而這些精神病人的家人連自身的安全亦不能完全保障，更別說“監管”。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至少有1600萬精神病人(廣義上的)，而且每年還在不斷產生新的精神病人。馬撈定認為，對于這一日益嚴重的問題，相關部門應該有固定的財政預算，哪怕是成立一個基金，專門承擔精神病人的治療費用。由國家出錢，將對社會公共安全有隱患的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醫院治療。這樣，一方面能通過治療手段使精神病人重新回到社會，同正常人一樣生活，減輕精神病人家屬的負擔，另一方面也能避免一些意外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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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衛生法”呼之欲出

　　6月29日，湖北省武漢市新洲區七里崗村27歲村民李某手持沖擔連刺9人，導致4人死亡。據報道，李某患有間歇性精神病，此前發病時，也曾在村里傷過人。這樁慘劇，再次引發關于精神衛生立法的討論。

　　據報道，歷經24年共10次修改的“精神衛生法”，有望在年內出臺。據衛生部有關人士透露，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不僅涉及衛生部門，還有可能涉及公安、民政等部門，因此為使患者和社會其他人的權益都得到保障，需要通過立法對精神疾病的診斷、治療等進行規范。

　　在國家法律尚未出臺的情況下，各地一直都在積極推進地方立法。

　　2001年12月，上海通過并頒布了我國第一部精神衛生地方性法規《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隨后，北京、寧波、杭州等城市先后立法。從2002年起，武漢市也著手起草《武漢市精神衛生條例》，并于今年2月獲得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目前已按程序報省人大常委會，經過批準后，再按法律程序公布實施。

　　據相關報道，《武漢市精神衛生條例》規定，“市、區人民政府應將精神衛生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將精神衛生事業經費納入年度財政預算”。專家們曾估算過，武漢重型精神病人中發生危害社會事件的比例約為10%，按需要治療的患者最低門診費用和最低住院標準，每年只需要2000萬元，就可以大大降低精神病人危害他人的風險。

　　據參與起草條例的專家透露，《武漢市精神衛生條例》的實施日程，目前暫時被“擱置”，主要是因為有關部門考慮到國家即將出臺精神衛生法，等國家的法律出臺后，再結合地方實際情況，細化制定條例；現在如果急于頒布，屆時再調整的法律程序相對麻煩，因此決定暫時“等一等”。(本報記者 儲皖中 本報實習生 施懷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