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舉行的廣東省政府參事決策咨詢會上，廣東省政府參事曾添貴建議，提高珠三角外來農民工的準入門檻，凡進入珠三角就業的外省農民工必須具有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逐步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從而控制外來務工人員數量。 (7月15日《南方都市報》)

　　其實，給外來人員設學歷門檻，稱外來人員為低素質人口并不是曾添貴參事的創造性提法。此前廣州曾有過“抬高門檻，減少低素質外來人員”的動議，東莞也提出過“提高房租與經營成本轉移低素質勞動力、優化人口結構”。而現在，曾參事又進而提出提高農民工學歷門檻的建議，這難免不引起輿論的密切關注。

　　筆者承認，提高人口素質是地方發展的重要因素，影響和制約珠三角地區科學發展的問題確實應該解決。但是，發展阻力是多方面的，這并不是外省農民工低素質惹的禍。比如領導班子決策水平、國際大環境、城市發展機遇、環境與資源的矛盾，等等。因此，我對設定外省農民工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門檻，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的說法不敢茍同。提高農民工學歷門檻，這不是卸磨殺驢，把低學歷農民工掃地出門嗎？在我看來，提高學歷門檻把低素質勞動力邊緣化的說法存在多重悖論。

　　在討論人口素質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理清“什么是高素質，什么是低素質”的概念。按照曾參事的說法，高素質似乎專指學歷層次、本地人之類。本省人是否一定比外省人素質高的問題暫且不表。其實，真正的人口素質除了學歷素質以外，還應該包括道德文明素質、身體素質、科學技術素質、心理素質等方方面面。動輒以“低素質”界定外來人員的人，能標榜自己的素質高嗎？

　　毋庸諱言，外來人員，特別是外來農民工學歷層次比較低，他們很難解決什么高科技課題。他們也會給城市帶來一定的資源矛盾與公共服務問題。但是他們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力量，他們從事的多數是臟苦累、勞動密集型的基礎工作。不僅他們的存在價值不容忽視，而且城市也需要他們。他們需要城市給飯碗，城市也需要他們的奉獻。兩者相輔相成。

　　因此，在我看來，“低素質農民工”能在珠三角地區就業，實際上是市場雙向選擇的結果，他們適應并滿足了珠三角的發展需要，他們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并不靠什么地方的施舍而生存。如果珠三角不需要他們，不能給他們提供就業機會，不用政府出臺規定，提高學歷門檻，他們也會卷鋪蓋走人。而外來人員帶來的環境、資源壓力是城市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外來農民工為珠三角默默奉獻的同時，分享那么一點資源本來就天經地義。當地政府顯然不能因此推卸應該承擔的責任。曾參事視低學歷農民工為必欲去之的障礙，顯得不厚道。

　　何況，由于戶口、身份壁壘的限制，外省農民工在珠三角地區只能分配到有限的生存權利。這些權利與充滿優越感的當地人比起來本來就微不足道。掌握話語權的人不但不帶頭營造一種尊重外來人員的社會氛圍，讓他們公平參與公共資源分配，還認定他們阻礙了地方的發展，試圖用關緊珠三角大門，用提高學歷門檻的不厚道手段逼他們離開曾經灑下汗水與淚水的珠三角地區，這無疑會在他們的心底劃下歧視傷痕。

　　一句話，高素質也好，低素質也好；本省戶籍人口也好，外省農民工也罷，他們都是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他們共同構筑了和諧的珠三角風景。如果珠三角地區沒有適合參事眼中“低素質農民工”的崗位，即使不提高農民工學歷門檻，他們也不會厚著臉皮賴在一個養不活自己，沒有歸屬感的地方“喝西北風”。要我說，曾參事有關人口素質高低之說，本身就是一個沒有技術含量的偽問題。

　　- 葉祝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