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伴隨著一些突發事件特別是一些重大食品安全、治安與群體事件的處理，對官員問責的力度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政府也出臺了相關的行政問責法規，把官員問責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由于缺乏一個明確的可操作標準，到底該問責誰、該問責到怎樣的程度等存在著較大的社會分歧，使問責制度及其復出機制飽受爭議。

　　上述爭議將有望得到根本解決。伴隨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領導干部問責將正式進入制度化時代。

　　問責范圍實現了黨政干部的“無縫覆蓋”

　　在中國的政治生活實踐中，黨的領導干部同樣掌控著行政公權力，一些地方或部門的黨委書記(黨組書記)還通常被稱為“一把手”、“班長”等等。

　　但在貴州甕安事件問責之前，在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或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中，被問責的常常是行政領導，而黨委主要領導則往往被免責。

　　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設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鄭廣永博士對記者表示：“以往的問責對象大多局限在行政系統內，而負有領導和決策責任的黨委系統卻置身事外，使問責機制的權威性受到較大沖擊，《暫行規定》的正式出臺有針對性地解決了這一突出問題。”

　　就此，《暫行規定》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規定適用于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工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的領導成員；縣級以上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領導成員，上列工作部門內設機構的領導成員。”

　　《暫行規定》還同時對參照執行對象進行了規定：“對鄉(鎮、街道)黨政領導成員實行問責，適用本規定。”“對縣級以上黨委、政府直屬事業單位以及國有企業、國有金融企業領導人員實行問責，參照本規定執行。”

　　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琳撰文認為，《暫行規定》將問責的對象定位在“黨政領導干部”，也是對官員問責實踐的一大突破。2008年的貴州甕安事件震驚全國，甕安風波平息后，其時的縣委書記與縣長一同被免職。這一黨政官員“捆綁式”問責釋放出一個信號，問責的關鍵在于實現權責罰的一致，任何有權無責或有責無權的潛規則均應打破。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具體實踐中，黨委的決策、黨委的領導人往往是最重要的，但在以往，問責往往不會涉及黨委的領導干部，使得問責制度缺乏公平性。而此次規定采取不僅追究行政責任，也要追究黨的責任的方式，提振公眾信心。

　　黨委和政府雖然是不同的組織體系，但在中國重大問題決策執行是一體化的，黨委決策、政府執行，一體化的模式是適應中國的現實的。

　　“新出臺的《暫行規定》實現了黨政領導干部的無縫覆蓋，無疑有助于校正以往一些地方在問責實踐中所出現的權責不一現象。”王琳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