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一：飆車判三年是“頂格”處罰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20日以交通肇事罪判處“5·7”交通肇事案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據7月20日新華社報道)

　　按照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三年有期徒刑是對胡斌的“頂格”處罰。然而，這樣的判決結果并沒有讓一直關注該案進展的民眾滿意，部分人甚至認為，應該修改刑法，加重對交通肇事罪的處罰力度。

　　通常情況下，交通肇事即便造成了人員死亡的后果，但只要被告人有自首情節，或者賠償積極，能夠取得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判處緩刑也是常見的做法。西湖區法院在對胡斌的量刑上，是否為民意所左右尚不得而知，但這樣的量刑幅度在司法實踐中卻是不同尋常的。

　　平心而論，從胡斌飆車致人死亡成為公共事件的那一刻起，杭州的公安機關及司法機關就為我們展現了另外一幅圖景：它比較科學地鑒定車速，改變了原來僅僅根據肇事者的自述就草率宣布車速為70碼，它也沒有過多地考慮那100多萬足夠豐厚的賠償金(那本來就是肇事者應盡的法律義務)而減輕甚至免除對肇事者的刑事處罰，它甚至可以主動地將案件的證據材料以及進展都公布于眾，表示要接受社會監督。即便部分人還不能接受這樣一個判決結果，但至少它的過程和為之付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本案僅僅是一個個案，它值得稱道的地方也許正是它值得懷疑的地方。如果不是碰巧被媒體曝光了，如果不是市委書記批示了，如果不是輿論持續關注，還會有這樣的結果嗎？人們總是從自身的經驗出發來判斷是非曲直的，正是由于司法公信力的喪失，才使得一個“看上去很美”的判決依然無法消除人們對司法生態的不安和疑慮，得不到應有的掌聲。(姚建國 律師)

　　觀點二：鬧市飆車不算“情節惡劣”？

　　對于這樣的結果，雙方家長都表示不滿意，特別是死者譚卓的家長更是如此，他們早在庭審時就對檢察機關以交通肇事罪對被告人胡斌提起公訴表示過不同意見，他們認為胡斌構成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這意見既未被檢察機關采納，也未被法院所采納。

　　交通肇事罪是一種過失犯罪，如果判斷胡斌是交通肇事罪，他的主觀心態只能是過于“自信的過失”。過于自信的過失的行為人，輕信憑借自身技能及相應的某些外部客觀條件，可以避免危害結果的產生，或者采取了積極的措施來避免結果的發生。但是，胡斌以每小時84.1公里至101.2公里范圍在鬧市區飆車，這種生死時速，很難說他有什么把握能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他的主觀心態，也完全可能是明知會發生危害后果而放任后果發生的間接故意，也可能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判決的罪名仍然值得商榷。

　　此外，法院判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原因是胡斌的行為不符合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關于交通肇事罪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具體規定。事實上，這一司法解釋值得質疑，因為它完全按照交通肇事所造成的后果(死傷人數、財產損失)來認定被告人是否屬于“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事實上，一些嚴重的超速駕車、醉酒駕車、駕駛改裝車，雖然沒有造成二人以上死亡等嚴重后果，但其對公共安全的潛在危險和對于民眾心理的沖擊仍然是巨大的，因此，司法解釋理應將這些行為規定為“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加重處罰，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內處罰。

　　在許多西方國家，對于嚴重超速駕駛和嚴重醉酒駕駛的行為，直接就規定為犯罪，進行刑事處罰，將防范交通肇事的關口前移；如果因此造成了交通事故，加重處罰。而目前我國對于這些行為最多只能進行行政處罰，因此，在杭州飆車案、南京醉酒駕駛撞人案發生后，立法機關可以考慮對這些嚴重交通違法行為入罪，以進一步防范惡性交通肇事的發生。(楊濤 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