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霍邱縣決定，獎勵安徽大昌礦業集團有限公司6億元人民幣。此事業經縣人大常委會決議通過，似乎已具法律約束力了。

　　這件事在社會上產生了爭議，人們確實有理由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疑慮”。有關報道強調霍邱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言外之意是，巨額獎勵給當地財政構成太大的壓力。還有人說，大昌礦業發展前景未明，政府把寶押在它的身上，萬一它投資失敗了，怎么辦？

　　當地領導似乎早就預見到爭議的焦點所在，他們給公眾算了一筆賬：大昌礦業計劃上100萬噸球墨鑄造項目，建成后年產值66.7億元、稅收5.89億元，可解決2500人就業。似乎數字能夠說明一切。到時候政府財政增收，找飯碗的有飯碗，是一筆相當劃算的買賣。

　　投資有成功的巨大可能，也有失敗的巨大可能，這些都不說了。我們不妨干脆假定投資百分之百地成功，政府和居民都能從投資中受益，政府和人大常委會就可以獎勵大昌礦業6個億？

　　政府用于獎勵的錢，不管它來自預算內還是預算外，總之是納稅人的錢或其他公共財產。決定這些錢去向的最終權力屬于當地全體人民。一筆接近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臨時預算，是一項重要政治決策，必須鄭重其事。且不管人大常委會批不批準巨獎，政府向人大常委會提出給一家私營企業送錢，這本身就有違政治規范。一獎就獎6億元，這樣的大手筆，古今中外聞所未聞。

　　中國的發展立足于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的一個前提條件是產權制度。在現代產權制度下，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邊界明晰，兩種產權涇渭分明。西方曾有一種極端表述，說“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但反過來，把公共財產白送給私營企業，這種做法在西方也是不允許的。由于財政權控制在議會手中，政府送錢給私營企業，在事實上也不可能成為現實。

　　清朝末期洋務運動興起，一些地方大辦廠礦，主要體制是所謂“官督商辦”。政府出一部分錢，商人入一部分股，但并沒有政府把錢白送給商人作資本的做法。清朝政府也知道，西洋政府可以堅決保護私有財產，但不可以把公帑白白送給私人。事實上，洋人之間的私產贈送，政府還要征收重稅。

　　發展經濟，私營企業確實是一種主要的經濟活動組織形式，而從西方市場經濟的歷史看，企業的創設、發展、壯大是市場自發的產物，政府不必也不宜插手干預。把納稅人的錢拿來“獎勵”私營企業，將公財直接變成私產，純屬我們一些地方政府的發明創造，有違“國際慣例”。政府能夠慷納稅人之慨，根本原因在于權力未受權利的應有約束，可以為所欲為。霍邱縣巨獎私營企業，實際上是一種行政亂作為。

　　公權力可以亂作為，有人想象權錢交易的可能性，就是邏輯的合理演繹。6億元平白無故從天而降，相當于一筆“無主財產”，就有一個如何分配的問題，私人老板一人獨吞并不符合“人情世故”。誰都知道，有果必有因，6億元從天而降，掌握權力的人是幕后推手。有了第一次成功，給予掌權者足夠的激勵，就會有第二次的成功。見者有份，最合乎“經濟理性”。

　　對于這種把公財白送私人的做法，懷疑顯然符合理性，而理性不能止于懷疑。我們必須堅決制止違法的產權白送行為，而要實現這個目的，目前只能寄希望于輿論監督引發上級干預。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能從規范權力、保障民權入手，使政府的錢袋掌握在人民手中。往小了說，這是一個法律問題；往大了說，這是一個憲政問題。(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