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評國外兩本關于中國發展模式的著作

　　對西方社會來說，中國的發展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雖然可能有些不情愿。但如何理解這一事實、如何面對這一事實，西方社會似乎還沒有準備好。關于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國外有兩本書格外引人注目：馬丁·雅克著的《當中國統治世界時：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與威爾·赫頓著的《不祥之兆：21世紀的中國與西方》。日前兩書作者進行了一次討論，討論的內容再一次印證了這一點(參見2009年7月2日《參考消息》)。 威爾·赫頓在《不祥之兆：21世紀的中國和西方》一書中認為，中國的崛起最終會“克隆”西方的發展模式，西方的價值觀是成功實現現代化的普世前提。中國現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對西方發展模式的照搬。 而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時：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中則認為，中國發展道路與西方有著根本不同。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新“現代化模式”的崛起。他認為，中國絕不會變成“西方”，那種將一切智慧歸于西方是自大的表現。在過去一百年里，世界許多國家思考和決策時秉持的現代化“西方中心”的觀念將被扔進歷史的故紙堆。這些對中國發展道路的看法給我們提出了一項極其緊迫的任務，就是在日益深入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中國與世界聯系越來越緊密、不能也不可能割斷的背景下，我們必須清晰地闡述中國發展的基本理念與核心價值，這不僅僅可以消弭西方社會的疑慮與偏執，也可以增強中國堅持走自己的路的信心與決心。中國道路是一條和諧發展的道路，中國的發展及模式相對西方而言，是一種可持續的、和諧的發展。“和諧發展”有以下三重意蘊。

　　一、“和而不同”：“不同”不是一種臆想，而是一種事實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世界范圍內的現象、行為越來越趨同了：喝可口可樂、穿牛仔褲、聽搖滾樂、看好萊塢大片，中國社會的民眾似乎也不例外。據此，一些西方人士就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徹底融入西方社會，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純屬自欺欺人。威爾·赫頓在書中就認為，所有非西方國家遲早都必須采納西方的制度和價值觀，否則就會失敗。果真如此嗎？我們的回答很明確：和諧世界是世界發展的一個目標，世界的發展是“和而不同”。中國的發展不以西方國家為樣板，而是走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適合中國國情的獨特的發展之路。“不同”不是一種臆想，而是一種事實、一種必然。

　　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有著不同的發展歷程，不同的發展路徑、不同的發展條件、不同的發展結果，這一系列的“不同”必然導致另一系列的“不同”：不同的價值判斷、不同的行為偏好、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發展道路。這些不同，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文明形態。社會文明是一個復合的整體，不僅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還包括社會成員的心理意識與行為習慣，甚至一些制度層面的內容也屬于文明這一大范疇的有機組成部分。

　　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西方發達國家中的某些人往往習慣憑借自己的政治、經濟優勢去否定別國文明的優勢和獨特地位，強求文明同一。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偏執和狂妄。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無疑是一個文明國家，這是任何一個不抱政治偏見的有識之士都能看到的，但西方社會的一些學者和政客出于對中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不了解而產生不理解甚至敵意，對中國社會走和平發展道路卻持以一種懷疑、觀望、甚至懼怕的心理，所謂“中國威脅論”其實就是在這種心態下潛滋暗長的。

　　其實，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各種文明有歷史長短之分，無高低優劣之別，這就是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現代社會的發展實踐也表明，文明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生命體現，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是憑借其獨特性和內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喪失了獨特性，就意味著喪失內聚力，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對于別的文明主體來說，一種文明選擇似乎是“非理性”的，可對于本文明主體來說卻都是有充分理性的。這一點，可以說是世界學者的共識。西方文明在某一個歷史階段處于優勢，就想當然地以為西方文明就終結了人類文明，這是一種文明的自大。對此，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時：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一書中認為，“那種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現代化，那就是西方的現代化的觀點，是一種謬論。如同市場和技術一樣，現代化也是文化和歷史的產物。中國是與眾不同的文明國家。”他所說的這種“不眾不同”，實際就隱含了世界文明發展的多樣性。

　　二、和實生物：“特色”不是一種借口，而是一種必然

　　正因為“不同”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在審慎把握自身“不同”的基礎上，揚長避短，就成為不同國家、民族和社會發展的當然選擇。鷹擊長空，魚游深海，各得其所。中國有句古話說的好，“和實生物，同則不濟”，強求一律，只會導致人類社會的僵化衰落，不管那種文明看起來是多么的先進、多么的現代、多么的科學。社會制度更是如此。制度研究表明，制度是非中性的，任何制度都有其占優群體和劣勢境遇。一項制度可能讓某一社會群體如魚得水，占盡利益，卻會讓另一社會群體緣木求魚，得不償失。

　　西方一些人有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發展中國家最終將成為而且應該成為西方現代化的克隆體。換言之，世界上只有一種現代化，那就是西方的現代化。這是一種謬論。現代西方社會發展制度是在其幾百年的資本主義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背后既有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化滋養，又有近百年的海外殖民掠奪“資本”。面對這樣的制度，中國不是不去學習西方，而是學不來、不能學，也沒有資本、條件去走西方的發展道路。毛澤東指出：“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結果“先生老是侵略學生”。中國不會像西方那樣去侵略他國，但要實現自己的發展，怎么辦？必須走一條自己的路。中國正是經過不斷的艱辛探索，才形成了今日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三十年來中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實踐表明，中國道路不是重復西方的發展道路，不是對西方模式的“克隆”，而是對西方發展范式的揚棄與超越。在西方范式內發展，中國只能成為西方的附庸，很難真正地實現自己的獨立發展。在這個意義上，“特色”不是一種借口，而是一種必然，必須堅持這種“特色”。在這里，必須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赫頓所認為的那樣，“中國的發展必須采納西方的價值觀，否則就會失敗”，盲目追隨西方；另一種是以“特色”為借口，拒絕向世界借鑒一切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先進的經驗和做法。這兩種傾向都不利于自身的發展，是要不得的。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之路，這是中國社會明確向世界傳遞的信號。

　　三、和諧共處：不僅是一種可能，更應是一種長期追求

　　當然，強調不同之處，并不能否定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之間還有更大相同之處。但中西方社會之間的共同之處究竟是什么，尚需要進一步認識。若簡單地把在西方社會大行其道的東西當作普世價值強加于中國社會，既是一種無知的獨斷，也是一種臆想的狂妄。我認為，世界的和諧相處，就應是各國之間共同追求的“相同之處”。

　　世界和諧相處不僅是可能的，也是互利的。盡管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無論在理念、風格、模式還是具體判斷上，都存在巨大的差異，但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都體現著人類文明進步的內在規律，有著很強的互補性。相互借鑒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長補短而不是定于一尊，這是人類文明之間應有的態度。比如，中國文化中“仁愛”的精神對于西方一些國家改變霸權思維，推動世界和平相處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西方一些國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和為了維護有利于自己的現有國際秩序，以所謂“國際公理”、 “人類普遍價值”，向其他民族和地區推銷自己的價值觀、文化觀乃至宗教觀，其他民族和群體稍有不接受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進行大肆討伐，這是引起世界不和諧的重要根源。如果西方社會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尊重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意愿，以“仁愛”的情懷共同推動建立一個友愛、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不同文明的和諧共處就不會成為空談。

　　世界和諧相處是長期的。有人會問，中國社會發展模式的成功會不會取代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呢？其實這種提問本身就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在作祟。在世界的發展模式當中，世界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是在和諧共處中體現出來的。中國社會的發展模式與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之間不存在誰終結誰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消除了西方社會發展模式，而是豐富了世界發展的多樣性。

　　(作者辛鳴為中央黨校研究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