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通鋼集團的“7·24”群體性事件，導致控股民營企業建龍集團委派的總經理陳國君被圍毆致死。目前司法機關已經介入事件調查，通鋼的生產秩序已經恢復。不管事情的起因如何，兇手都應受到法律的懲處和道德的譴責。

　　近年來，在一些群體性事件中，社會矛盾呈激化趨勢，暴力傾向抬頭，有些地方甚至出現蔑視法制的犯罪行為。在社會轉型期，諸多社會矛盾交叉和凸顯，各方不同的利益訴求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如果恣意把一己意愿變成一種暴力表達，社會就不能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

　　另一方面，在企業重組過程中，在勞資、醫患、城管與攤販等近年來一些較為緊張的社會關系中，開始出現一些非理性的戾氣。此次通鋼事件，一些網友在新聞跟帖中竟然為暴力叫好，對遇害人毫無憐憫之心。雖然這個現象并不一定說明網友認同暴力，但也警示我們，普通群眾對于國企改制過程中職工利益的保障，乃至其他方面的經濟改革成果如何真正讓百姓分享，心存疑慮。由于認識的偏差、制度的不完善、操作的不規范等諸多因素，種種傳言刺激著人們神經。

　　在通鋼改制重組中，職工的某些意見不同于企業管理層與作為國有資產代表的國資委是可以理解的。企業進行兼并重組的產權改革時，不僅要考慮企業經濟效益，考慮為地方政府財政增收減負，而且需要仔細權衡多方利益，特別是要妥善處理好改制過程中廣大職工權益問題。任何簡單、粗暴的做法，只會讓我們付出慘痛代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指出，國家出資企業的改制，應當聽取企業工會的意見，并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聽取職工的意見和建議。國資委《關于進一步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實施意見》明確要求：職工安置方案必須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通過，企業方可實施改制。這個要求應該得到貫徹。

　　不論出現什么問題和困難，國企深化改革都要堅持，停滯和后退沒有出路。但我們也要總結經驗：改革既需要勇氣和決心，更需要一切從實際出發,穩妥推進。

　　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我國社會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多元利益主體的出現，已是一個不爭的現實。政府需要切實保障各方利益主體的相對均衡。如果基層民眾能夠通過工會、職工代表大會、居委會，以及各種社會中介組織，特別是司法、信訪等渠道，自由而充分地表達自己的利益和呼聲，恐怕矛盾就不會那么尖銳。(胡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