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你要問有沒有官商勾結，我的回答是“沒有”

　　記者：按理說，拆遷糾紛完全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但“雙停”文件的出臺，讓人覺得，此路在納雍似乎走不通。

　　宮曉農：這種說法不準確。當拆遷出現糾紛，沒能達成協議時，雙方都有權利向行政主管部門申請裁決，直至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但這個過程比較漫長，因此，絕大部分拆遷工作都要靠雙方友好協商，要靠互相妥協才能解決問題，這并不意味著，在納雍，法律無法推動拆遷工作順利進行。

　　記者：那從去年以來，走法律程序的有幾例？

　　宮曉農：兩例。一例在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階段，開發商和拆遷戶已經協商解決好了，另一例建設局在申請強制執行時，法院沒受理。我剛才已經說，這并不意味著法律途徑走不通，下一步，縣里將對一些典型個案依法拆遷，以此教育和引導拆遷戶。

　　記者：縣里強力介入拆遷，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呢？

　　宮曉農：按道理，政府職能部門只要對開發商的拆遷、安置等手續進行審定，確保拆遷行為是合法的就行了，拆遷工作應由開發商和拆遷戶自行協商，但這家開發商進駐納雍4年了，由于在拆遷過程中阻力太大，開發項目一直沒能建成。

　　另一方面，開發商和已經簽訂協議的200多個拆遷戶有個回簽承諾。這邊拆不動，那邊承諾的回遷日期又要到了，開發商著急，拆遷戶意見也很大，這就給縣委和政府帶來很大的壓力，造成了一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特別是當得知干部職工成了拆遷工作的最大阻力后，縣里經過研究決定，出臺了“雙停”文件。

　　記者：為什么干部職工反而成了拆遷的最大阻力呢？

　　宮曉農：在拆遷戶中，干部職工的簽約率為34%，而群眾的簽約率為48%。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除了部分干部對政策沒有完全理解和接受外，還有一個客觀現實是，干部由于收入水平較高，他們所居住的房屋質量也都普遍比較好，因此他們的要價都比較高，有的干部甚至喊出了1200萬的賠償天價。

　　你說他漫天要價，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根據物權法，這房子只要是他的，他就享有處置權，你也不能就此指責納雍的干部職工沒素質吧？回過頭來看，之前職能部門審定的補償方案，可能還有值得改善的空間，制定的政策還不夠細。

　　記者：由政府強力介入，可能有的拆遷戶就會認為，你縣委和政府都在為開發商辦事？

　　宮曉農：縣委和政府該不該為開發商辦事？我認為該！地方經濟要發展，招商引資是大事，但把開發商引進后，如何為他們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也至關重要，這關系到一個地方發展的軟環境問題，所以縣委和政府必須高度重視。

　　當開發商和拆遷戶無法達成協議時，政府介入協調，就是希望事情會有“柳暗花明”的轉機，能夠順利推進城市建設規劃，這也是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體現，是一級政府負責任的表現，具體在這件事上，政府不僅是在為開發商辦事，也是在為拆遷戶辦事，是為了維護雙方的合法利益，你說這有什么錯？

　　記者：可開發商是你引進來的，你就不怕別人說你“官商勾結”？

　　宮曉農：(笑)這家開發商是我當縣長時引進來的，從談判到入駐，所有程序都是按規定進行的，很公開也很透明。至于老百姓，不管對我有什么質疑都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一種監督。

　　你要問我有沒有“官商勾結”，我的回答是“沒有”，歡迎大家監督，這也進一步提醒我們不允許有“官商勾結”的行為，你說在這件事情上，政府有沒有獲得非法利益？官員有沒有收受好處？我們沒有接到過這方面的反映。官員，包括我，不應該獲得違法的利益，現在是這樣，以后也應該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