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錢花和愁花錢

　　某種程度上，鄧國勝對此表示了理解。因為紅十字會和慈善會這些組織讓地方政府執行項目，便可以將成本轉嫁給地方政府，同時也將風險轉嫁給地方政府，對它們而言，“這不失為一個省心省力的好辦法”。

　　然而，“這不是方向。”這位學者搖著頭說。

　　在他看來，方向應當是“小政府，大社會”，是政府從壟斷走向適度開放。為什么不把這些資金拿出來，委托外包給民間組織，從而激發社會的活力呢？鄧國勝反問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政府有著自身的局限，“所以我們才要改革，在經濟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在社會領域引入民間組織。”

　　“一個社會有一群能夠自我管理自我運作的民間組織，這是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鄧國勝說。

　　他認準的大方向是，這個國家在實現“經濟開放”之后，如今到了該走向“社會開放”的時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現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動”。據不完全統計，奔赴四川一線參與救災的民間組織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達到300萬人左右。許多人認為，中國的志愿者及民間組織以前所未有的態勢登場，是這個國家“民間力量的第一次集體亮相”。

　　樂觀者相信，“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更有研究機構高調宣布，中國已經進入公民社會。

　　不過鄧國勝審慎地表示并不認同，因為事情似乎還不那么令人樂觀。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躍在災區的志愿者和民間組織“潮水般”地退卻了。在調研中，鄧國勝的團隊了解到的數據是，截至今年4月，堅守在災區的民間組織估計已經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萬人。

　　“缺乏資源和資金的支持，難以為繼，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鄧國勝說。

　　這場地震，“就像是放大鏡”，將長久以來存在的弊病集中顯現。一直以來，國內草根NGO幾乎無法獲取本土資源的支持，它們的資金大多來自國外。地震之后，看到民間爆發出驚人的捐款熱情，從事NGO事業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為，“這一次中國本土NGO一定能獲取本土資源支持”，但事后發現，情況并沒有明顯改觀。

　　來自民間的捐贈最終大多數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個項目能獲得三五百萬元的資助，已經“非常可觀”；能獲得一二十萬元資金，也“已經不錯了”。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人們會聽到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憂慮：

　　一個名叫劉猛的草根NGO負責人憂慮自己快沒錢了。他用自己的數十萬元積蓄維持一個團隊的開支，一度陷入困境，幾乎吃了上頓沒下頓，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從國外趕回來給他送錢。這個名叫“全國心理援助聯盟”的組織，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區內為災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時有200多個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數人苦苦支撐。

　　而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的一位官員則在災后憂慮說，現在幾百億元的捐款是懸在中國政府頭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機構，平均一個工作人員“攤到”好幾個億的捐款，該怎么花？

　　無法確切知道，地震災區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劉猛那樣靠自籌經費、自掏腰包在維持。據在災區調研的學者們說，“不在少數”。甚至，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虹認為，志愿者和NGO大量從災區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資金支持。

　　“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還很漫長”

　　80%以上的社會捐贈資金最終流向政府，這樣的事實意味著什么，看起來公眾對此并不像鄧國勝那樣感到焦慮。

　　今年5月，鄧國勝團隊與一家市場監測機構聯合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在2000多個有效樣本中，60.8%的受訪者認為，救災時，社會捐贈資金應該由政府統籌使用，只有9.7%的人認為不應該，還有29.1%人表示無所謂。

　　學者們承認，“弱小，是中國民間組織共同的特征”。美國一家名叫聯合之路的慈善機構2007年一年就能籌到40億美元，而中國超過1300家基金會同一年只募到約6億美元。

　　學者們也承認，中國的民間組織執行能力常常還不夠強。他們還承認，這些民間組織大多在財務公開、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夠正規和完善。而間或曝出的丑聞也令它們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鄧國勝看來，“不能因為目前沒有能力，就不給你機會。有時候雖然政府能比它們做得更好，但這不是方向。”

　　否則，政府的大包大攬，將讓這些民間組織的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因為你弱，就不給你機會；不給你機會，你只會更弱。”鄧國勝說。

　　鄧國勝團隊的調研成果，將于8月12日在北京開幕的“社會組織5·12行動論壇暨公益項目交流展示會”上發布。與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數位學者圍繞民間組織參與救災展開的多項調查。

　　在中國民間力量“集體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等21家基金會和NGO聯合發起的這一大型論壇，將對中國NGO參與地震救災的行動和機制進行總結、反思與展望。

　　鄧國勝已經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樂觀。坐在辦公室里，這位瘦瘦的學者感嘆說：“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還很漫長。” (記者 包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