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社會沒有達成對違法駕駛的負面評價共識、沒有法律的嚴格管制，不少人以通過種種手段消除交通違法記錄為能事，“違法駕車是可恥的”是不可能進入每個人的意識當中，并自覺回避的。

　　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負責人表示，公安部將實施五項管理措施，遏制酒后駕駛的違法行為，其中公安機關將同文明辦協作，把酒后駕駛、闖紅燈等嚴重交通違法，與相關評優掛鉤；協調保監會、銀監會等部門，將違法駕駛與車輛保險費率和銀行個人誠信體系掛鉤，凡酒后駕駛發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駕駛的，提高車輛保險費率，納入銀行個人不良記錄。(8月12日《人民日報》)

　　從南京醉酒駕車造成慘禍，到成都醉駕司機被判極刑，再到最近杭州保時捷車禍，嚴懲違法駕駛，已經成為全民共識。應該說，公安部的五項措施來得及時，回應了民眾呼聲。這五項措施當中，包括加強教育、改進查處方式、加強立法調研等措施，尤其是將醉駕記入銀行信用檔案，成為政策的“亮點”。

　　一方面是既有懲處醉駕的措施，沒能讓百姓滿意，另一方面則是民眾希望政府出臺治理違法駕駛的強有力新手段。但是，有必要追問，當嚴懲醉駕成為社會共識，政府應該做些什么，還有哪些制度創新呢？

　　從羅馬法時代就有“名譽刑”，將醉駕與不良信用相聯系，即政府對醉駕行為予以負面的評價———醉駕者是可恥的。這是新時代的名譽刑，法律不止有事后懲罰的社會功能，它還有事前引導和社會評價的功能。飆車、醉駕等雖然是違法行為，在一些群體里，特別是年輕人群、富裕人群里，被視作時尚、個性張揚，正如吸冰毒被某些人稱為“溜冰”，與“時尚”掛鉤。那些敢于以身試法醉酒駕駛者，其中的一個社會心理原因就是醉駕并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它與偷竊、欠債不還完全不同。

　　習慣是逐漸養成的。當全社會沒有達成對違法駕駛的負面評價共識、沒有法律的嚴格管制，當還有人把酒后駕車如何逃避交警作為段子講述，當把通過種種手段消除交通違法記錄視為“有本事”，“違法駕車是可恥的”是不可能進入每個人的意識當中，并自覺回避的。

　　對違法駕駛的“嚴懲”，不應止于科以重刑的舊有思維，因為法治社會里“嚴刑”總是有漏洞的，也是外在的。最近浙江警方提出對醉駕者處以“頂格”重罰———一律拘留15天，暫扣6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并處2000元罰款，其實這并不能管到保時捷車禍肇事者魏志剛頭上，因為他只是酒后駕駛，并不是“醉酒”。

　　而對違法駕駛做出負面的評價，包括記入信用檔案、剝奪榮譽權、提高保險費用，這些同樣也是“嚴懲”。但這樣的制度創新還不夠，因為，以違法駕駛為恥的榮辱觀，并沒有在社會上得到普遍確認。

　　筆者認為，政府不僅可以將違法駕駛與個人榮譽、個人信用相掛鉤，還可以依法對違法駕駛者在媒體上曝光、公示，將違法記錄與官員的升遷、企業資質相掛鉤……政府責任之后，更是公民的責任———每個公民應該自覺意識到醉駕是可恥的。

　　□黑格二(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