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酒后駕駛導致的事故越來越多，酒精正在成為越來越兇殘的“馬路殺手”。公安部交管局負責人表示，將積極開展立法調研，借鑒國際通行做法，修訂酒后駕駛的認定標準，細化酒后駕駛的處罰標準，加大對酒后駕駛交通違法的懲戒力度。凡酒后駕駛發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駕駛的，將提高車輛保險費率，納入銀行個人不良記錄。(《人民日報》8月12日)

　　杭州向左，天堂向右。近來一連串惡性交通肇事血案，讓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如此認真地思考“酒后駕車”，它已經越來越和每個人的生命息息相關，越來越和社會的公共安全融為一體。無論是管理部門的自我檢視、積極行動，還是律師上書全國人大建議將酒后駕駛罪納入刑法的公民建言，這種公力與私力救濟的互動，都說明如何面對汽車社會的善治之路已經啟程。

　　在這一互動中，加大懲戒力度、修訂制度成為最大呼聲和共識，這一思路是對的。汽車社會來得太快，而國民安全、遵紀守法的意識和制度建設太慢。無論是立法調研、修訂和細化標準，還是將酒后駕駛罪納入刑法，都是很好的思路和政策取向，也能很好地彌補不足。但這種“制度創新”是否真的那么不可或缺？

　　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有評論所言：“現行關于醉酒駕車的處罰規定——處15日拘留、暫扣駕照6個月，并處2000元罰款——不可謂不嚴厲，只要被查處，就足以讓司機感到為喝酒付出這樣的代價不值得，感到后悔從而引以為戒。”(《嘉興日報》8月10日)但除卻血案發生后一陣風般的運動式執法會揪出一批“倒霉蛋”，這已足夠嚴厲和具有震懾力的制度資源在平日基本上被閑置。

　　筆者所在城市也正處在“嚴查”期間，由于“風聲太緊”，很多朋友、同事包括單位的司機，最近都不敢喝酒了，因為大家都會算這筆賬：為了幾杯酒而處15日拘留、暫扣駕照6個月、2000元罰款，太犯不著，不值得。大家還有一個心照不宣的想法：為期兩個月的酒后駕駛專項整治行動風頭一過，小酒照喝，小車照開。顯然，按民間這種邏輯，如果僅是運動式執法，僅有幾個“風頭”，違法被發現的概率如同中彩票甚至小到接近于0，那即使酒后駕車納入銀行個人不良記錄、納入刑法，又能怎樣？將來還不是可能又被束之高閣？

　　“酒后駕車”的治理困境，讓人很容易想起“錢穆制度陷阱”。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在分析中國歷史時指出，中國政治制度演繹的傳統是，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變成了病上加病。越來越繁密的制度積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這樣，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義，越容易出漏洞，越容易失去效率。

　　無論是將醉駕者納入銀行不良記錄，還是將酒后駕車納入刑法，從根源上看，這些其實都是“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但無論是舊制度還是新制度，如果落不到實處，最后還是一個不存在的零，其后果只能是無端增加制度成本、浪費政策資源、失去效率，掉進所謂“錢穆制度陷阱”而難以自拔。

　　制度不是越多越好，關鍵在于管不管用。一出問題就另起爐灶，現有政策空間和制度資源真的已經對酒后駕車無能為力、束手無策嗎？現有制度資源的效力真的已經發揮得淋漓盡致、力不從心了嗎？如果不是，那首先應考慮的是如何將現有制度資源用足用好，而不是動輒另起爐灶。治理酒后駕車如此，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治理活動，亦然。(石敬濤)